我对面那栋楼和我住的这栋楼之间只隔了一条窄巷子,大概三四米的距离。两栋楼的窗户几乎是脸贴着脸,对面住户在干什么,稍微留神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我住五楼,正对面也是五楼。从我搬进来的第一天起,对面那扇窗户就拉着厚厚的遮光窗帘,从来没打开过。
但那扇窗户后面一直亮着灯。不是日光灯那种惨白的光,而是暖黄色的、微弱的光,像是一盏瓦数很低的老式台灯。每天晚上我关灯睡觉的时候,那束光就会从窗帘的缝隙里漏出来,在对面的窗户上画出一道细细的、温暖的光线。它让我觉得对面住着一个和我一样的人,一个不喜欢社交、不喜欢阳光、只在深夜里亮着一盏小灯独处的同类。
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邻居”。我没有想过要去敲他的门,没有想过要认识他,甚至连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扇窗户后面有一盏灯,那盏灯每天晚上都会亮着,在我关灯之后它还亮着,在我睡着之后它还亮着,在我凌晨醒来的时候它还会亮着。它像一颗不落的、被固定在对面的星星,给我一种荒谬的、不该存在于这座冷漠城市里的安心感。
直到有一天,我加班到很晚,凌晨两点多才到家。我照例看了一眼对面那扇窗户——灯还亮着,窗帘还拉着,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但我忽然注意到一个细节——窗帘的缝隙比平时宽了一点点。以前那道缝隙大概只有半厘米宽,勉强透出一线光。但今天那道缝隙大概有一厘米宽,足够一只眼睛从里面往外看了。
我心里的某种直觉猛地拉响了警报。不是恐惧,是一种更原始的、更难压制的警觉——有人在看我。那道缝隙里有一只看不见的眼睛,正从对面那栋楼、五楼、那扇从没打开过的窗户后面,透过那层厚重的遮光窗帘,穿过三四米的窄巷子和两层玻璃,直直地看着我。
我站在自己家的窗边,装作在拉窗帘。我的手抓住窗帘的边缘,慢慢地把它们合拢。就在两片窗帘即将完全闭合的那一瞬间,我透过对面那道一厘米宽的缝隙,看到了缝隙后面的东西。
不是一只眼睛。是一只手。一只从窗帘后面伸出来的、惨白的、五指张开的手。它不是在挥手,不是在打招呼,不是在向我求救。它是在试图把窗帘拉开。它的五根手指像五个钩子一样勾住窗帘的边缘,用力地、缓慢地往两边扯。每一次用力,窗帘的缝隙就扩大一点点。但窗帘的另一边有什么东西在和它对抗,把那道缝隙一次又一次地拉回原状。那只手在往外拉,另一个东西在往里拽。
我闭上眼睛,拉上了自己的窗帘。
第二天,我向物业打听了一下对面那栋楼五楼住的是谁。物业查了登记表,告诉我——那间房子已经空置了两年多了,上一个租客搬走之后就一直没人住过,连水电都断了。
“水电都断了?”我问。
“对,水电气都停了,那个户头已经注销了。”
“但我每天晚上都能看到那扇窗户后面亮着灯。暖黄色的,很微弱。”
物业的人看了我一眼,没有接话。他低下头继续翻登记表,翻了几页之后,他的手指停在了某一栏上,然后把登记表转过来给我看。那一栏写着:“五楼,502室。备注:该户电表曾出现异常,即使总闸关闭,电表仍会缓慢转动,产生少量电费。经供电局多次检修,未查明原因。现按空置处理,不再计费。”
我回到家里,天还没黑。我坐在窗边,盯着对面那扇窗户,等着那盏灯亮起来。天完全黑下来的那一刻,那盏灯亮了。还是暖黄色的、微弱的、像一盏老式台灯的光。窗帘还是拉着的,缝隙还是半厘米宽,一切如常。但我知道了——那里没有灯,没有台灯,没有任何能发出暖黄色光的电器。那里只有一盏不需要电源、不需要灯泡、不受物理规律约束的光。那盏光不是用来照明的。它是用来吸引注意的。它在等我走过去,拉开窗帘,看看光的源头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的两周,我每天晚上都会在固定的时间站到窗边,拉开我的窗帘,看着对面那扇窗户。那道窗帘的缝隙每天都在扩大,一毫米一毫米地扩大。从半厘米到一厘米,从一厘米到两厘米,从两厘米到五厘米。今天晚上,那道缝隙已经有十厘米宽了。透过那道缝隙,我不再只能看到一只手,而是能看到整个人的轮廓。一个人形的、惨白的、像面团一样柔软的东西,正把自己从窗帘后面挤出来,慢慢地、一节一节地,像一条蛇从狭窄的洞穴里往外爬。
它已经有半边身子探出了窗帘。它的脸埋在一片浓稠的阴影里,我看不清五官,但我能看到它的眼睛。不是一双眼睛,是很多双眼睛,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整张脸的表面,像一面被打碎之后重新拼起来的镜子上反射出的无数个光点。每一只眼睛都朝着我这个方向,每一只眼睛都在眨,但不是同时眨,而是轮流眨,像一排不停闪烁的信号灯。
它在朝我笑。它的嘴长在脖子的位置,一条横贯整个颈部的裂缝,裂缝的两端向上弯起,形成一个镰刀形状的笑。那条裂缝一张一合,像一条被捞上岸的鱼在做最后的呼吸。它发出的不是声音,是一种振动,通过空气、通过墙壁、通过我脚下的地板,传到我的骨头里,让我的每一节脊椎都在随着那个频率共振。
它在说话。我听不到它说了什么,但我的骨髓听到了。它在说:“你终于看够了。现在,换我看了。”
我的窗帘自己拉上了。不是我的手动拉的,是那两片布自己合拢的,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从窗帘的另一侧拉了一下。我站在窗帘后面,背靠着墙,心脏在胸腔里撞得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我不敢拉开窗帘,不敢看对面那扇窗户现在是什么样子,不敢知道那个东西到底还有多少身体没有挤出窗帘。
我在墙角蹲了很久,久到腿麻了,久到天亮了。天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的时候,我鼓起勇气拉开了一条缝。对面那扇窗户的窗帘拉得好好的,缝隙还是半厘米宽,暖黄色的光还是从缝隙里漏出来,安安静静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窗帘的布料上多了东西。在布料的表面,靠近下摆的位置,有一片湿漉漉的、深色的痕迹,像是有什么潮湿的东西长时间地贴在上面。
那片痕迹的形状,是一只伸展开的手掌。五根手指,掌心,掌纹,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
我搬家了。三天之内找好了新房子,五天之内打包好了所有东西,七天之内彻底离开了那栋楼。新家在城市的另一头,小区很大,楼间距很宽,宽到对面那栋楼在我的窗户里看起来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我松了一口气,觉得终于安全了。
搬进来的第一个晚上,我习惯性地看了一眼对面那栋楼的窗户。大部分窗户都是黑的,只有少数几户亮着灯,正常的、白色的、由电灯泡发出的灯。一切正常。我拉上窗帘,上床睡觉。
凌晨两点多,我醒了。不是被声音吵醒的,不是被光晃醒的,是一种本能的、无法抗拒的警觉把我从睡眠里拖了出来。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不敢侧头,不敢看窗户的方向。因为我知道,窗帘后面,那盏暖黄色的灯又亮了。它跟过来了。它知道我搬到了哪里。它不是在对面的楼里,它不在任何一栋楼里。它在我的窗户里面,在玻璃和窗帘之间的那层空隙里,在那道我一拉上窗帘就会产生的、窄窄的、黑暗的、不透风的夹层中。
它已经进来了。它不需要挤过窗帘了,因为它已经在这边了。它一直在这边。对面那扇窗户里从来就没有任何东西,那盏灯、那只手、那些眼睛、那张嘴、那个从窗帘后面挤出来的惨白的人形——所有这些都不是从对面来的。它们是从我自己的窗户玻璃里反射出去的,是我自己的影子。我一直在看自己。那些眼睛是我自己的眼睛,那些手掌是我自己的手掌,那张嘴是我自己的嘴,那道被撑开的窗帘的缝隙,是我在每晚睡前拉窗帘的时候,故意留下的。
我在等它过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等它,但我知道,今天晚上,我会在凌晨两点醒来,我会侧过头,我会看向窗帘的方向。窗帘会自己拉开一条缝,暖黄色的光会从那条缝里漏出来,照在我的脸上。我会从那道缝里看到我自己的脸,在玻璃的另一面,对我露出一个镰刀形状的笑。
然后我会拉开窗帘,让它进来。因为我已经厌倦了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