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

火车到站时，天已经暗下来了。许不倚从行李架上拖下箱子，箱子不重，轮子滚动的声音在空旷的车厢里显得异常清晰。她跟着人群下车，南屏站的月台还是老样子——浅灰色的水泥地，墨绿色的雨棚，边角处长着深色的苔藓。

出口处的电子屏显示着时间：17:42。三月末的傍晚，空气里有一种潮湿的凉，混着车站特有的铁锈和机油的味道。她深吸了一口气，没有觉得亲切，只觉得陌生。

打车到盐仓巷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巷口的路灯坏了，只有对面小卖部的灯箱还亮着，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投下一片惨白的光。司机帮她把箱子搬下来，又看了一眼昏暗的巷子：“小姑娘一个人住这里？”

“嗯。”她付了钱。

“注意安全啊。”司机说完，车子掉头离开了。

巷子里很安静。两边的老房子都关着门，只有几扇窗户透出暖黄色的光。行李箱的轮子在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发出咯咯的声响，像什么细碎的东西在夜里断裂。她走到17号门口，摸出钥匙——铜制的，已经发暗了，摸上去凉得透骨。

门锁转动的声音很涩。她推开门，一股陈年的霉味扑面而来，混着灰尘和木头腐朽的气息。她摸索着找到墙上的开关，按下去，灯没亮。又按了几下，还是暗的。

她站在黑暗里，没有动。窗外的路灯透进来一点微弱的光，勉强能看清屋子的轮廓——堂屋正中摆着一张八仙桌，上面盖着白布，布上落了厚厚的灰。靠墙立着一个老式碗柜，玻璃门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只倒扣着的碗。正对门的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年画，画里的胖娃娃笑得一脸模糊。

母亲去世后，这房子空了快一年了。

她放下箱子，从包里摸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光束切开黑暗，照出空气里飞舞的灰尘。她走到墙角的电表箱前，打开箱盖，找到了跳闸的开关。推上去的瞬间，堂屋的灯亮了——一盏二十瓦的白炽灯，光线昏黄，勉强照亮了不大的空间。

有了光，屋子反而显得更空了。

她没有急着收拾，在八仙桌旁的长凳上坐下来。长凳的木头发黑发硬，坐上去凉得人一激灵。她打开箱子，从最外层拿出那本笔记本。

深蓝色的布面封面，边角已经磨得发白。她翻开扉页，那行字还在那里：我们扯平了。

蓝黑色的墨水，字迹是她自己的，但写得有些飘，笔画拖得很长，像是写的时候手在抖。她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写的。一点都不记得。

笔记本是三年前买的。那时候她还在南屏工作，公司离盐仓巷不远，每天下班走路回来，会路过一家叫“遮舍”的店。店不大，卖咖啡，也卖书，老板叫陆遮。她去过几次，有时候是买咖啡，有时候只是进去坐坐。陆遮话不多，但会记得她喝美式不加糖。

笔记本就是在遮舍买的。那天她翻到货架最底下，看到这本深蓝色的本子，布面的质感摸上去很舒服。陆遮说这是最后一本了，进货的厂家停产了。她没犹豫，买了下来。

买来之后一直没用。崭新的本子，连第一页都是干净的。直到去年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她从老房子的抽屉里翻出来，才发现扉页上多了这行字。

她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然后合上本子，塞进了箱子的最底层。她以为这样就过去了。但过去这一年，这行字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指缝里，看不见，但一碰就疼。

这次回来，名义上是办过户手续。母亲去世后，这房子留给了她，需要她本人回来签字。公司给了五天假，她多请了三天，凑了八天。够办手续了，也够离开了。

可她知道不是这样。

如果只是为了办手续，她不会带上这本笔记本。

她在长凳上坐了大概十分钟，然后站起来，开始收拾。先把盖在桌上的白布掀开，灰尘扬起来，在灯光下像一片灰色的雾。她咳嗽了几声，去厨房找了块抹布——抹布已经硬了，沾了水拧干，开始擦桌子。

擦到第三遍的时候，手机响了。是程澈。

“到了？”程澈的声音一贯直接。

“嗯，刚到。”

“房子怎么样？”

“还行，就是很久没人住，都是灰。”

“那你收拾吧，不打扰你了。”程澈停顿了一下，“许不倚。”

“嗯？”

“别待太久。”

电话挂了。许不倚握着手机，屏幕暗下去，映出她自己模糊的影子。她知道程澈的意思。程澈是唯一一个知道她“有点问题”的人——不是具体的问题，而是一种状态，一种总是卡在某个地方过不去，又不肯承认的状态。

她继续擦桌子，擦完桌子擦椅子，擦完椅子擦碗柜。水换了一盆又一盆，抹布洗了一遍又一遍。等她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肚子饿了。她换了身衣服，出门去买吃的。

巷子里比刚才更静了。几家窗户的灯已经熄了，只有巷口那盏坏了的路灯对面的小卖部还亮着。她走过去，买了一桶泡面，一根火腿肠，又拿了一瓶水。付钱的时候，老板娘抬头看了她一眼：“以前没见过你。”

“我住17号。”

“哦，陈阿姨的女儿。”老板娘点点头，“回来办手续？”

“嗯。”

“房子要卖吗？”

“还没想好。”

老板娘没再问，把找零递给她。她拎着袋子往回走，走到一半，脚步慢了下来。

从盐仓巷往右拐，过两个路口，就是江边路。“遮舍”在江边路17号，离她住的地方走路十五分钟。三年前，她经常走这条路。

她站在巷口，看向江边路的方向。远处有零星的灯光，分不清哪一盏是遮舍的。夜风从江面吹过来，带着潮湿的水汽，扑在脸上凉丝丝的。

去吗？

现在去，店里应该还开着。陆遮习惯十点半关门。

她站了大概一分钟，然后转身，朝江边路走去。

脚步很慢，像在拖延什么。路过第一个路口的时候，她看到路边的梧桐树已经长出新叶，在路灯下泛着嫩绿的光。再往前走，能闻到江水的味道——那种混着泥沙和水草的气息，南屏的春天特有的味道。

遮舍的招牌出现在视线里时，她停了下来。

店门关着，但玻璃窗里透出暖黄色的光。她站在马路对面，隔着一段距离看过去。窗户上贴着手写的菜单，字迹是陆遮的，瘦长，有点潦草。靠窗的位置空着，再往里的卡座里坐着两个人，看背影是一对年轻情侣。吧台后面没有人。

她站了大概五分钟，没有看到陆遮。

手里的塑料袋勒得手指发疼。她换了个手，又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回走。

回到老房子，烧水，泡面。等面的三分钟里，她打开笔记本，又看了一眼那行字。

她和谁扯平了？陆遮？沈默？还是她自己？

水汽从泡面桶的边缘冒出来，模糊了眼前的字迹。她合上本子，开始吃面。面泡得有点软了，汤也淡，但她一口一口吃完了。

吃完面，她把桶扔进垃圾桶，去厨房洗碗。水龙头流出的水很凉，冲在手上刺骨的冷。她洗得很慢，每一个动作都拖得很长。

洗到一半的时候，她停下来，看着窗外黑漆漆的院子。

她知道自己为什么回来。

不是因为房子。

是因为陆遮。

是因为三年前她签了那份报告，沈默的工作室倒了，沈默离开了南屏，再也没有回来。而陆遮知道这件事，却什么都没有说。

他们之间隔着这件事，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玻璃墙。她能看见他，他能看见她，但他们碰不到彼此，也听不见对方的声音。

现在，三年过去了，她站在南屏的老房子里，手里握着一本写着“我们扯平了”的笔记本，却连这行字是什么时候写的都想不起来。

她关掉水龙头，用毛巾擦干手。毛巾是新的，但摸上去还是有种陈旧的粗糙感。

回到堂屋，她打开箱子，开始整理带来的衣服。一件一件挂进衣柜，动作机械而缓慢。挂到最后一件的时候，她从箱子夹层里摸出一个信封。

信封很普通，白色，没有字。她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张名片。

名片的边角已经磨损了，但上面的字还很清晰。这是三年前沈默给她的，那时候他的工作室刚开张不久，还在江边路租了一个小院子，离遮舍不远。

她记得那天下午，她去遮舍喝咖啡，沈默也在。陆遮介绍他们认识，说沈默是他大学学长，刚回南屏创业。沈默递给她这张名片，笑着说以后多关照。

她当时也笑了，说一定。

半年后，她在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上签了字。那份报告里提到了沈默的工作室，说资质不全，存在合规风险。报告送上去，沈默的资质被吊销了。工作室倒了，沈默离开了南屏。

她签了字。

陆遮知道这件事。

但他什么都没说。

她把名片放回信封，塞进箱子的最底层。然后关上箱子，推到墙角。

堂屋的灯还亮着，光线昏黄，照着她一个人，和满屋子的灰尘。

她走到门口，关掉灯。黑暗瞬间吞没了整个屋子，只有窗外的路灯透进来一点微弱的光。

她站在黑暗里，没有动。

明天要去遮舍吗？

要去的。既然回来了，总要见一面。

见了他，说什么？

不知道。

她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巷子里空无一人，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夜风吹过，院子里的老槐树发出沙沙的声响。

她站了很久，直到手脚都凉透了，才转身回到里屋。

床铺好了，被子是母亲以前用的，洗得很干净，但依然有那种老棉布特有的气味。她躺下来，闭上眼睛。

睡不着。

脑子里一遍遍回放刚才站在遮舍门口的画面——暖黄色的灯光，空着的靠窗座位，吧台后面没有人。

陆遮在哪儿？

他还在南屏，还在开着那家店。三年了，什么都没变。

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她在黑暗里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模糊的阴影。

笔记本就在枕头旁边，她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像一块冰，凉意透过枕套渗进来。

到底和谁扯平了？

她不知道。

但她必须知道。

这是她回来的原因。

窗外的狗叫声停了，夜重新沉入寂静。远处传来火车经过的声音，悠长而空洞，像一声叹息，慢慢消失在夜色深处。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有淡淡的樟脑丸味道。

母亲的味道。

她忽然想起母亲临终前说的话。那时候母亲已经不太清醒了，拉着她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不倚啊……有些事……该放就放……”

她当时以为母亲说的是房子。

现在想想，也许不是。

也许母亲说的是别的。

但她不知道是什么。

夜越来越深。她听着自己的呼吸声，一下，两下，三下。

明天。

明天就去遮舍。

去见陆遮。

去面对那件她逃避了三年的东西。

她这样想着，终于慢慢睡着了。

梦里没有陆遮，没有沈默，没有笔记本。

只有一片灰色的海，潮水退去之后，露出黑色的泥滩。她站在泥滩中央，脚下陷得很深，拔不出来。

潮水没有再涨上来。

她就一直站在那里，直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