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当场拍板,让我带路去陈婆婆家。
刑侦队的车跟在我那辆破警车后面,沿着村道往里开。雾气这时候才渐渐散了一些,露出道路两旁灰扑扑的屋脊和光秃秃的树。村子里安静得不正常,按理说这个点早该有人出来活动了,可一路上我几乎没见到什么人影,偶尔有一扇窗户后面闪过一张苍老的脸,目光追着我们的车,像钉子一样扎过来。
陈婆婆住在村子最东头,一间低矮的土坯房,墙根长满了青苔。我下车的时候注意到,隔壁的房子已经塌了一半,裸露的梁柱像折断的肋骨,斜插在半空中。整个村子像是一具正在慢慢腐烂的躯体,到处都透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死气。
老周敲了敲门,没人应。
“陈婆婆!”我喊了一声,侧耳倾听,屋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像是什么东西在地面上缓慢地拖动。过了足足两分钟,门才开了一条缝,一张满是皱纹的脸探了出来。
我第一眼差点没认出她。
三年前我见到她的时候,她虽然苍老,但眼神还是亮的,说话中气也足。可眼前这个女人,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抽干了一样,眼窝深陷,颧骨高耸,嘴唇干裂得起了白皮,头发全白了,乱糟糟地披散在肩上。最让我心里发毛的是她的眼神——空洞,涣散,像是瞳孔后面什么都没有。
“陈婆婆,我是派出所的怀生,三年前来过您家。”我把证件举到她眼前,“我们今天来,是想再问问您闺女的事。”
她盯着我的证件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根本看不懂上面的字。然后她慢慢抬起头,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向我身后停着的那几辆车,看向那些穿着勘查服、提着勘察箱的技术员。她的嘴唇开始哆嗦,干裂的皮肤渗出血丝来。
“找到了?”她的声音像砂纸磨过玻璃,“你们找到她了?”
老周上前一步,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体,把她搀到屋里坐下。我把事情的经过尽量委婉地告诉了她——后山的枯井里发现了一具女尸,穿着红嫁衣,年龄和失踪时间初步判断与她女儿陈秀兰的情况吻合,需要她配合辨认一些物品。
陈婆婆坐在床沿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地听我说完。我以为她会哭,会喊,会像所有失去女儿的母亲那样崩溃。但她没有。她只是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她睡着了。然后她站起身,走到墙角那个老式的衣柜前,从里面摸出一个塑料袋,递给我。
我打开塑料袋,里面是一沓照片和一个红布包。
照片是秀兰的,大部分是在镇上的照相馆拍的,穿着时髦的衣服,梳着当时流行的发型,笑得灿烂。有一张是她穿着那件红嫁衣照的,站在自家院子里,阳光正好打在她脸上,整个人像一朵盛放的花。我拿起那张照片仔细看,那件红嫁衣的花色、款式,和井里那具女尸身上的残片完全一致。
老周打开那个红布包,里面是一小缕用红绳扎着的头发,还有一张对折的信纸。
信纸已经发黄发脆,折痕处几乎要断裂。老周小心翼翼地展开,我看到上面的字迹,蓝色的圆珠笔写的,字迹娟秀,带着一种克制到极致的工整。
“妈,对不起,我不想活了。永强对我很好,是我配不上他。我的存折在衣柜最下面的抽屉里,密码是你的生日。秀兰。”
信没有日期,没有抬头,只有这几行字。我反复看了三遍,后背的凉意一阵一阵地往上涌。
“这是……”我的声音发干。
“秀兰失踪后第三天,”陈婆婆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平静得不像话,“我在她的枕头底下发现的。派出所的人来调查的时候,我没把这个拿出来。”
老周转过头看她,眼神骤然锐利起来:“为什么?”
陈婆婆又沉默了。屋子里光线很暗,只有从窗户透进来的一小片惨白的光,照在她的脸上,把她的皱纹映得像干涸的河床。她慢慢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有了一点光,那点光不是悲伤,不是痛苦,而是一种更复杂、更危险的东西。
“因为秀兰不会写这种信。”她说。
老周眉头拧紧了。
“我闺女念到初中就不上了,不是因为穷,是她自己不想念了。她从小就坐不住,你让她拿笔比让她扛麻袋还难受。”陈婆婆的声音很慢,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她这辈子,除了签自己的名字,就没写过第三个字。她的工资条都是我帮她看的,每次签字都是画个圈。”
我的目光重新落在那张信纸上。那些工整娟秀的字迹,和“从不会写字的秀兰”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您确定?”老周问。
“我养了她二十三年,我确定。”陈婆婆的嘴唇又开始哆嗦了,但她的眼神没有动摇,“我当时就看出这信不是她写的。但我没敢说。我不敢说。因为永强那天来过我家,他坐在这个屋里,哭得比我还伤心,他说秀兰失踪前跟他说过不想活了,说秀兰最近情绪不好,让我找找有没有留下什么。我送走他之后翻秀兰的东西,就翻出了这封信。”
她顿了顿,深吸一口气。
“我拿着那封信想了三天三夜,最后还是没给派出所的人看。因为我在想——如果这信不是秀兰写的,那是谁写的?那个人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秀兰又去了哪里?”她的声音终于开始发颤,“我不敢想。我宁愿相信她是自己想不开走了,也不愿意去想那个答案。”
屋里安静得能听见灰尘落地的声音。
老周把那封信装进证物袋,动作很轻,像是在对待一件随时会碎掉的瓷器。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太多东西——震惊、愤怒、还有一种老刑警才会有的、面对重大案件时的亢奋。
这已经不是一具无名女尸案了。
这是谋杀,是伪装成自杀的谋杀,是一封伪造的遗书,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试图让所有人停止寻找的陷阱。
而写下那封遗书的人,最有可能的就是那个“哭得比谁都伤心”的赵永强。
“陈婆婆,”老周蹲下身,平视着老人的眼睛,“赵永强现在在哪?”
陈婆婆摇了摇头:“秀兰失踪半年后,他就搬走了。村里人说他去了南方打工,也有人说他结了婚,带着新媳妇去了别的地方。我不知道。”
老周站起身,掏出手机走到屋外,拨了几个电话。我留在屋里,把陈婆婆给的那些照片和那封遗书一一拍照登记。外面的技术员还在等老周的指令,他们已经完成了枯井现场的初步勘查,提取了井壁上的抓痕样本和砖缝里的指甲残留。
几分钟后,老周推门进来,脸色铁青。
“赵永强没有离开过本地。”他的声音很冷,“户籍信息显示他三年前把户口迁到了县城,在城东买了一套商品房。他的身份证三个月前还用过一次,在县人民医院挂了急诊。”
陈婆婆猛地抬起头。
“更重要的是——”老周把手里的手机屏幕转向我,上面是所里刚发来的一条信息,“赵永强三年前结了婚。他的妻子,叫王秀兰。”
我脑子里的血液在那一瞬间像是凝固了。
王秀兰。
秀兰。
同名同姓?还是……
老周看出了我的困惑,摇了摇头:“不是同一个人。这个王秀兰是邻县人,比陈秀兰小两岁。但是——”他加重了语气,“赵永强在陈秀兰失踪两年后,娶了一个和未婚妻同名的女人。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我没有回答。我的脑子里在飞速运转,无数个念头像走马灯一样闪过,每一个都指向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可能性。
“马上去找赵永强。”老周说完这句话,转身就往外走。
我追上去,刚走到门口,身后忽然传来陈婆婆的声音。
“怀生警官。”
我回过头。
陈婆婆还坐在床沿上,姿势和我进来时一模一样,仿佛她从未移动过。她看着我的眼神,忽然变得很奇怪——不是悲伤,不是感激,而是一种审视,一种掂量,像是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在判断面前这个人是否值得托付性命。
“有件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几乎只有我能听见,“秀兰失踪前一天晚上,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听见她在屋里打电话。她的声音很小,但我在她门口站了很久,听到了一句话。”
她停顿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涌出泪水。
“她说——‘你要是敢动我妈一根头发,我就把那些照片寄到派出所去。’”
我僵在原地,像被人从头顶浇了一盆冰水。
“那些照片。什么照片?”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的。
“我不知道。”陈婆婆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无声地,沿着深深的皱纹往下淌,“我从来没问过她。我以为那是小两口吵架,我以为过两天就好了。第二天她就去上夜班了,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她闭上眼睛,泪水从紧闭的眼缝里挤出来。
“五年来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我那天晚上推门进去问清楚,如果我拦着不让她去上班,如果我对她说一声‘妈没事,你别怕’——她是不是就不会死?”
我站在那间昏暗的土坯房里,听着一个母亲迟来了五年的忏悔,喉咙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老周已经在外面发动了车,引擎的轰鸣声穿透薄雾传进来。我深吸一口气,把陈婆婆说的话一字一句记在脑子里,转身走出那扇低矮的木门。
身后传来陈婆婆的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
“把那个畜生抓回来。”
我关上门,走进浓雾里。雾比来时更重了,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把整个村子裹在里面。我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土坯房。它孤零零地立在晨雾中,像一个佝偻着腰的老人,随时都会被这片浓雾吞噬。
我忽然想起陈婆婆说的那句话。
“你要是敢动我妈一根头发,我就把那些照片寄到派出所去。”
秀兰在死的前一天晚上,用这句话威胁了某个人。那个人显然没有被吓住,第二天晚上,秀兰就消失了。
那些照片是什么?拍了什么?拍了谁?
为什么秀兰要拿这些照片来保护自己的母亲?
赵永强娶了一个和秀兰同名的女人,他在怕什么?还是在掩盖什么?
所有这些问题像一群蝙蝠,在我的脑子里扑棱着翅膀,发出刺耳的尖叫。我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掌心的肉里,疼痛让我从混沌中拉回了一丝清明。
我拉开车门坐进去,老周已经挂好了档,一脚油门踩下去,警车嘶吼着冲进了雾里。
赵永强,不管你在哪,我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