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八日,柳德米拉在天体物理学的课后被费奥多罗夫教授叫住了。
“索洛维约娃,”教授从老花镜上方看着她,手里拿着她那沓厚厚的试卷,纸页的边缘已经卷起来了,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红色的批注。“你的期中考试卷我仔细看了。”
柳德米拉站在讲台旁边,手里抱着笔记本,心跳比平时快了一点。费奥多罗夫教授今年六十七岁,在天体物理系教了四十三年,头发全白了,但说话的声音还是很亮,像冬天踩在干雪上的那种清脆的声响。他不是那种会故意让学生紧张的教授,但柳德米拉每次站在他面前,都会不由自主地挺直腰背,把下巴收回来,像在接受某种检查。
“八十七分,”教授翻到试卷的第一页,指着右上角的红色数字,“成绩不错。但你的推导题——第三题,恒星视星等与绝对星等的关系——你的公式用对了,数字代对了,答案也算对了,但你在推导过程中跳了两步,我想你应该知道那两步是什么,所以你没有写。但考试的时候,你需要写出来,不是为了让老师知道你懂,而是为了让你的思路更清晰。思路清晰了,答案就不会错。思路不清晰,答案对了也是碰巧。”
柳德米拉点了点头。“我知道了。”
“你的基础比其他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弱一些,但你的进步比其他学生快。你的笔记——你的笔记本,我上课的时候看到你在翻。那不是普通的笔记本。笔记本上的推导过程比你试卷上的详细得多。每一步都写了,没有跳过。那本笔记本是你的学习伙伴吧?帮你补基础的那个?”
柳德米拉的手指在笔记本的封面上轻轻蹭了一下。妮卡帮她写的那部分,她用手描过很多遍,那些铅笔的痕迹已经被她的手指磨得有点模糊了。但字迹还在,公式还在,那些从基础数学到恒星结构与演化的知识路径还在。
“是,”她说,“是一个朋友帮我写的。”
“很好的朋友。”教授看着她,眼镜片后面的眼睛微微弯了一下。那不是笑容,更像是一种“我活了六十七年,见过很多种人,我知道你在说什么”的表情。他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把试卷递给她。“期末好好准备。你的目标不是八十七分,是九十五分以上。你的能力够得到。”
柳德米拉接过试卷,走出教室。走廊里很安静,大部分学生已经走了,只剩下几个靠窗站着聊天。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走廊的地板照成了一条金色的、宽阔的河流。她走在那条河流上,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回响。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她停下来,把笔记本翻开到妮卡帮她写的那一页。妮卡的字迹还是一样整齐,每个字母的大小、间距、倾斜角度都完全一致,像印刷出来的。但印刷体没有她好看。印刷体是冷的,她的字是暖的。因为那些字是用她的手写的,她的手是暖的。妮卡的手正在变暖,她的手也在变暖。她们的手在同一个房间里,握着同一支笔,在同一个本子上写下不同的字迹,然后并排躺在纸页上,像两条从不同方向流来的、在同一个河口相遇的、从此再也不会分开的河流。
“你在看什么?”声音从身后传来。
柳德米拉转过头。妮卡站在楼梯下面,仰头看着她。她穿着那件酒红色卫衣,深蓝色头发散着,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盒牛奶和一袋面包。她是从超市直接过来的,因为柳德米拉出门的时候说“今天下课早,我们去超市买牛奶,面包快吃完了”。妮卡记住了,在下课之前就把牛奶和面包买好了。她总是这样。不需要提醒,不需要催促,不需要第二次。记一次,就够了。
“教授说我的进步很快,”柳德米拉把笔记本合上,走下楼梯,“他说我的能力够得到九十五分以上。”
“你当然够得到,”妮卡说,“你在学的是我的语言。我的语言,你最熟悉。”
柳德米拉接过妮卡手里的塑料袋,两个人一起走出教学楼。五月的阳光很好,照在脸上暖洋洋的,风从东边吹来,带着远处河流解冻后的那种湿润的、清甜的气味。学校的草坪上坐着几对情侣,有人弹吉他,有人吃冰淇淋,有人在晒太阳。柳德米拉看着他们,想起去年的五月她是一个人走过这片草坪的,前年的五月也是。明年的五月她不会是一个人。
“妮卡。”
“嗯?”
“你想吃冰淇淋吗?”
妮卡想了想。“冰淇淋是冷冻的乳制品。含有牛奶、糖、奶油。有的还添加水果、坚果、巧克力。冷冻状态下口感细腻,融化后变成液体。你们的舌头上有味蕾,可以感知甜、酸、苦、咸、鲜。冰淇淋的甜可以刺激味蕾,让人产生愉悦感。”
柳德米拉笑了。“我问你想不想吃,不是问你冰淇淋是什么。”
“我想吃。”
她们在学校门口的便利店买了两支冰淇淋。柳德米拉选了巧克力味的,妮卡选了草莓味的。便利店的阿姨从冰柜里拿出两支冰淇淋递给她们,看了妮卡一眼,又看了柳德米拉一眼,嘴角动了一下,没有说什么。柳德米拉付了钱,把草莓味的递给妮卡,两个人站在便利店门口吃冰淇淋。
妮卡吃冰淇淋的方式和她吃东西的方式一样——慢。她把冰淇淋举到嘴边,伸出舌头轻轻舔了一下,然后收回舌头,看着冰淇淋被舔过的地方。草莓味的奶油在她的舌头上慢慢融化,她抿了抿嘴,紫色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好吃吗?”柳德米拉问。
“好吃。草莓味。和你那天给我吃的草莓一样甜。”
柳德米拉看着她吃冰淇淋的样子,觉得自己的冰淇淋比平时甜了很多。巧克力味的,应该是苦中带甜的,但她吃到的只有甜。不是巧克力变甜了,而是她看着妮卡舔冰淇淋的时候,她的嘴里自动分泌出了更多的唾液,唾液中的淀粉酶把冰淇淋中的淀粉分解成了麦芽糖,麦芽糖是甜的。她的身体知道她开心,所以让她吃到的东西都变得更甜。身体比她更早知道,她在妮卡面前是开心的。
“你的冰淇淋化了,”妮卡指着柳德米拉的手。
柳德米拉低头一看,巧克力冰淇淋的底部已经融化了一小滩,深褐色的液体顺着蛋筒的边缘往下淌,滴在她的手指上,黏黏的,凉凉的。她赶紧舔了一口,把快要滴落的巧克力液舔进嘴里,但还是有几滴落在了地上,在水泥路面上溅出几朵小小的、深褐色的花。
“冰淇淋在夏天化得快,”妮卡说,“夏天快到了。”
“夏天快到了,”柳德米拉舔着手指上的巧克力,“你喜欢夏天吗?”
“我喜欢你喜欢的季节。你喜欢冬天,我就喜欢冬天。你喜欢春天,我就喜欢春天。你喜欢夏天,我就喜欢夏天。你喜欢秋天,我就喜欢秋天。你的喜欢,就是我的喜欢。”
柳德米拉看着她,手里的冰淇淋还在化,深褐色的液体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在她们脚下汇成一小摊深色的、甜腻的、正在被太阳慢慢晒干的水渍。
“那如果我什么季节都不喜欢呢?”
“那我就什么季节都不喜欢。”
“如果我连‘喜欢’都不喜欢呢?”
妮卡想了想。“那我就连‘喜欢’都不喜欢。但我还是会喜欢你。喜欢你不是一种喜欢。是另一种东西。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但它不是‘喜欢’。它比‘喜欢’重,比‘喜欢’久,比‘喜欢’更不需要理由。你在,它就在。你不在,它也在。你在这个季节,它就在这个季节。你不在任何季节,它就不在任何季节。”
柳德米拉把手上的巧克力液舔干净,把蛋筒最后一口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冰淇淋的凉意从喉咙滑下去,一直滑到胸口,在那里和那颗正在膨胀的东西相遇。那颗东西现在已经很大了,大到她每次呼吸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它贴着她的肋骨,压着她的肺,挤着她的心脏,让她有时候喘不上气。不是难受的那种喘不上气,是“我有很多话想说但找不到词”的那种喘不上气。
“妮卡。”
“嗯。”
“你说你不知道它叫什么。我可能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一起找。找到为止。”
“找到为止。”
五月二十日,窗台上的薄荷发芽了。
柳德米拉早上醒来的时候,妮卡已经站在窗台前了。她没有穿鞋,光脚站在地板上,深蓝色的头发散着,垂在肩膀两侧。晨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脸上、身上、光着的脚上,把她整个人笼罩在一层透明的、浅金色的光里。
“发芽了,”妮卡没有回头,声音很轻,像是怕吵醒那些刚刚从泥土里探出头来的小东西。
柳德米拉从折叠床上坐起来,赤着脚走过去。地板有点凉,但已经不是冬天的刺骨了。五月早晨的地板是温和的,宽容的,像一个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还没有完全清醒,但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
她走到窗台边,低下头。花盆里的泥土还是黑色的,但在那些黑色的、潮湿的、被她们用手指戳过无数个洞的泥土表面,出现了几个很小很小的、嫩绿色的、像针尖一样细的点。那些点不是泥土的颜色,不是干花的颜色,不是虎皮兰的颜色。是一种新的、从未在这个房间里出现过的、属于新生命的颜色。
“薄荷发芽了,”柳德米拉也蹲下来,盯着那几个小绿点。
“五月二十日。包装袋上说一周左右发芽。今天是五月二十日。刚好一周。它说话算话。”
柳德米拉伸出手,用指尖轻轻碰了碰其中一个小绿点。它很软,很细,像是轻轻一碰就会断。但她的指尖碰到它的时候,它没有断。它只是微微颤了一下,像一个小小的、正在试探这个世界的、还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的新生命。
“它很软,”柳德米拉说。
“刚发芽的植物都是软的。等它长大,会变硬。叶子会变厚,茎会变粗。到时候你碰它,它不会颤。”
“那它就不怕我了。”
“它从来不怕你。它只是还不知道你。等它长大了,叶子展开了,根扎深了,它就认识你了。它会知道每天早上站在窗台前看它的人是你。会知道每天给它浇水的人是你。会知道用手指轻轻碰它的叶子、怕碰疼了它的人是你。它会记住你。植物没有记忆,但植物有习惯。习惯比记忆更持久。记忆会忘,习惯不会。植物的习惯是对光的朝向、对水的依赖、对触碰的反应。它每天朝着窗户的方向长,是因为光在那边。它每天等着你浇水,是因为水从你手里来。它每天在你碰它的时候微微颤动,是因为你的触碰已经成为它生命的一部分。不是记忆,是更深的,刻在细胞壁上的,改不了的。”
柳德米拉蹲在窗台前,看着那些比针尖还细的嫩芽,看着妮卡光着的脚,看着她垂在肩膀上的深蓝色头发,看着她被晨光照亮的侧脸。妮卡的侧脸比她刚来的时候柔和了很多,不是轮廓变了,而是轮廓的边缘多了一层淡淡的、像是被春天的阳光慢慢晒软了的东西。
“你光着脚,”柳德米拉说。
“地板不冷。五月了。”
“五月了也不能光脚。会着凉。”
“我不会着凉。我的身体可以调节温度。冬天可以升温,夏天可以降温。光脚不会影响我的体温。人类的体温调节系统没有我这么高效,但你们光脚也不会轻易着凉。着凉是病毒引起的,不是光脚引起的。你们把感冒归因于着凉,是因为低温环境下病毒的传播效率更高——”
“妮卡。”
“嗯?”
“穿鞋。你的拖鞋在床底下。”
妮卡站起来,走到沙发床边,弯下腰,从床底下把那双毛绒拖鞋拿出来,穿上。拖鞋的底已经磨得很平了,鞋面的毛也倒了一大片,但她还是每天穿着,在家里走来走去。柳德米拉说过给她买双新的,她说不用,这双还能穿,底磨平了但没破,毛倒了但还连着,走路的时候不会掉,脚趾头不会露出来。还能穿。
“穿好了,”妮卡走回窗台边。
柳德米拉看了她的脚一眼——毛绒拖鞋,深灰色的,鞋面上的毛已经看不出原来的纹理了,像一只被揉了很多遍的、旧旧的、但还能用的抹布。
“周末去超市给你买双新的,”她说。
“不用。这双还能穿。”
“买双新的。这双旧的我洗一洗,收起来。明年冬天还能穿。”
“明年冬天?”
“对。明年冬天。明年冬天你还在这里。你还要穿拖鞋。”
妮卡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旧得不成样子的毛绒拖鞋,沉默了很久。窗台上的薄荷在晨光中安静地站着,那些嫩绿色的、比针尖还细的小芽在微风中轻轻摇晃,像是在和这个刚刚认识的世界打招呼。
“明年冬天,”她重复了一遍,“我会还在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