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在长安城里,够发生很多事。
够一个人从生到死,够一桩案子从无到有,够一场阴谋从暗处浮上水面。但在鸿胪寺那个小小的院落里,三天只是沈昭宁坐在窗前看日升月落的三次循环。
她哪儿也没去。
春兰端来的饭菜,她吃了大半。春兰泡的茶,她喝了一杯又一杯。其余的时间,她就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张长安城的坊图,用炭笔在上面画圈、连线、标注。
裴晏住在崇仁坊。顾长风住在宣阳坊。韩元庆住在崇仁坊的另一头。崔伯庸住在永兴坊——就是赵怀恩原来住的那个坊。裴衍的相府在皇城边上,紧邻着中书省。
她把每一个人的位置都标了出来,然后用线条把他们连起来。连完之后,她盯着那张图看了很久。
这些人的位置,就是长安城的权力地图。
裴衍在最中心。所有人都在他的辐射范围内。而她,一个从六品的昭勇校尉,住在鸿胪寺的客馆里,在地图的最边缘,小得几乎看不见。
但她不在乎。在雁门关,她学过一个道理:打仗的时候,最危险的不是站在城墙上的人,而是那个你不知道藏在哪里、突然从侧翼杀出来的人。
她要做那个人。
第三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院门被敲响了。
春兰去开门,回来的时候身后跟着裴晏。
裴晏今天穿了一件鸦青色的圆领袍,没有束腰带,看起来比平时随意了许多。但他的脸色不太好——眼下有青影,嘴唇有些干裂,像是一夜没睡。手里没有提食盒,也没有拿任何东西。
沈昭宁站在正房门口,看了他一眼。
“裴公子,你看起来很不好。”
“三天没睡好觉了。”裴晏苦笑了一下,“从你那天给我看了那块布开始,我就没怎么合过眼。”
沈昭宁侧身让他进屋。春兰端了茶上来,然后识趣地退了出去,关上了门。
两人对面坐着,中间隔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那盏茶,热气袅袅地升起来,在两个人之间织成一道薄薄的纱。
“三天了,”沈昭宁说,“你说要告诉我,永安十七年九月,你去了哪里。”
裴晏端起茶杯,没有喝,只是握在手里,像是想借那一点温度暖一暖冰凉的手指。
“我去洛阳了。”他说。
“兵部的记录是空白的。”
“因为我没有用官方的身份去。”裴晏抬起头,看着沈昭宁的眼睛,“我偷偷去的。”
“为什么?”
裴晏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组织语言。
“沈校尉,你查过我,应该知道我是中书省的主事,掌文书。所有的奏折、旨意、公文,都要经过我的手。永安十七年八月,我父亲让我签一份公文——调拨雁门关军饷的公文。我签了。但我后来发现,那份公文上的数字,和实际拨付的数目不一样。”
沈昭宁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少了三成?”
“是。”裴晏的声音低了下去,“我问我父亲,为什么。他说,朝堂上的事,我不需要知道。但我还是想知道。所以九月的时候,我找了个借口说去洛阳公干,实际上——我去了雁门关。”
沈昭宁的手指猛地收紧了。
“你去了雁门关?”
“对。”裴晏放下茶杯,“我想亲眼看看,雁门关到底缺不缺粮饷,我父亲拨的钱到底去了哪里。”
“你什么时候到的?”
“九月十六。”
沈昭宁的心跳加快了。九月十六,她父亲死的前一天。
“你见到了什么?”
裴晏闭上眼睛,像是在回忆一段不愿触碰的记忆。
“我见到了你父亲。”他说,“我没有表明身份——我是裴衍的儿子,我不敢。我只是以一个路过的商人的名义,在城里住了一晚。但我看到了城防。城墙是破的,箭垛少了一半,守军的铠甲是旧的,有的连刀都卷了刃。”
他睁开眼睛。
“你父亲,用着最破烂的装备,守着一座快要塌了的城。他每天只吃一顿饭,把粮食省给士兵。他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给阵亡将士的家眷。这些事情,朝堂上没有人知道。”
沈昭宁的眼眶红了,但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你见到了我父亲?”她的声音有些哑,“你跟他说话了?”
“没有。”裴晏摇头,“我只是远远地看了他一眼。他在城墙上站着,穿着一件旧得发白的棉袍,右臂垂着,左手指着关外的方向,在跟一个副将说话。他的背影——”裴晏顿了顿,“他的背影,像一座山。”
屋里安静了很久。
“然后呢?”沈昭宁问。
“然后,九月十七日,天还没亮,我离开了雁门关。”裴晏说,“我没有走远。我在关外的一个山头上,用千里镜看到了——那场仗。”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我看到了你父亲带着三百人冲出城门。我看到了他被北狄的骑兵包围。我看到了他身边的士兵一个一个倒下。我看到了他从马上摔下来,然后站起来,继续杀。我看到了——”
他停下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茶水已经凉了,但他像是没有感觉。
“我看到了他最后被人砍下了头颅。我看到了北狄人把他的头挑在旗杆上,在阵前示威。我看到了雁门关城墙上,士兵们跪下来哭。”
他的眼眶红了。
“沈校尉,我今年二十七岁。我见过很多事,但那一幕——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沈昭宁看着他。
她不知道该不该信他。裴晏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真的。他的表情、他的声音、他的颤抖——这些很难伪装。但她在战场上见过太多的人伪装了——北狄的探子可以跪在地上哭喊着求饶,然后趁你不备一刀捅进你的肚子。
“裴公子,”她说,“你说你去雁门关,是为了查你父亲的事。那你查到了什么?”
裴晏深吸了一口气,从袖子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那是一封信。信封已经泛黄,边角磨损,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这是我父亲和赵怀恩的通信。”裴晏说,“赵怀恩克扣军饷,不是他自己要扣的。是我父亲让他扣的。扣下来的军饷,流向了哪里,这封信里没有写。但我顺着这条线查了一年多,查到了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裴晏抬起头,看着沈昭宁的眼睛。
“沈校尉,你知道大雍每年花在边关的军饷是多少吗?”
“不知道。”
“一千二百万两。”裴晏说,“其中,雁门关每年拨付八十万两。但这八十万里,真正到雁门关守军手里的,不到五十万。剩下的三十万,被各级官员层层克扣。我父亲拿走了其中的大头——每年至少十五万两。”
沈昭宁的拳头攥紧了。
“十五万两。一年十五万两。他当了十几年的宰相,光从雁门关就拿了将近两百万两。这些钱去了哪里?”
“我不知道。”裴晏摇头,“但我怀疑,这些钱不只是进了我父亲的口袋。”
“什么意思?”
“我父亲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他住的房子是官邸,吃的饭菜很简单,穿的衣服除了朝服就是那几件旧袍子。他拿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为了自己享受。”裴晏顿了顿,“我怀疑,他在养一支军队。”
沈昭宁的瞳孔猛地收缩了。
“一支军队?在长安?”
“不是长安。可能在别的地方。”裴晏的声音压得很低,“我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有人在洛阳附近买了很多地,建了一个很大的庄园,庄园里有训练场、马厩、兵器库。那个庄园的地契,写的是一个不存在的名字。但替庄园采购马匹和兵器的人,是我父亲的一个老部下。”
屋里陷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
沈昭宁的脑子在飞速运转。裴衍——大雍的宰相——在洛阳附近秘密养了一支军队。他克扣军饷、挪用城墙拨款,就是为了养这支军队。
他想干什么?
造反?
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她脑海中的所有迷雾。
如果裴衍要造反,那很多事情就说得通了。她父亲手里那本账册——如果账册记录的不是简单的贪腐,而是裴衍秘密养兵的证据,那裴衍无论如何都要拿回去。他派顾长风去雁门关,逼她父亲交出账册。她父亲不肯,或者交出来之后,顾长风还是杀了他灭口。
“裴公子,”沈昭宁的声音很稳,稳得连她自己都觉得意外,“你知道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裴晏低下头,“我父亲在造反。”
他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没有发抖。不是因为他冷静,而是因为他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已经在心里说过无数次了。第一次说的时候,他吐了。后来,他说得多了,就麻木了。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沈昭宁问,“我是沈怀山的女儿。我要为你父亲做的事,找你父亲报仇。你把这些告诉我,就是在帮你父亲的敌人。”
裴晏抬起头,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
“因为我欠你父亲一条命。”他说,“我在千里镜里看到了他的死。我本可以——我本可以做些什么。我本可以提前告诉他,有人要害他。我本可以留下来,帮他。但我什么都没做。我躲在山头上,像一只缩头乌龟,看着一个好人被杀死。”
他的声音终于有了裂痕。
“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见你父亲从马上摔下来,梦见他的头被砍下来,梦见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一直睁着,看着我这个方向。好像在问我:你为什么不来帮我?”
沈昭宁沉默了。
她看着裴晏的脸——那张曾经温润如玉、笑容干净的脸,此刻布满了疲惫和痛苦。她不知道这张脸下面藏着什么。也许是真诚的悔恨,也许是更高明的伪装。
但她决定赌一把。
“裴公子,”她说,“我需要你的帮助。”
裴晏抬起头。
“你要我做什么?”
“第一,把你查到的所有关于裴衍的东西,全部给我——信的副本、账目的抄录、庄园的位置、那个老部下的名字。一样都不能少。”
“第二,继续在中书省做事,但帮我盯着你父亲的一举一动。他见了谁,去了哪里,说了什么——我要知道。”
“第三——”沈昭宁顿了顿,“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和你父亲正面冲突,我希望你能站在真相这一边。”
裴晏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从袖子里又掏出一样东西——一个厚厚的信封,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着至少十几页纸。
“这些东西,我早就准备好了。”他把信封推过来,“我在等一个人,把这些东西交给他。我等了一年多,等到了你。”
沈昭宁接过信封,没有打开,直接收进了怀里。
“裴公子,”她说,“谢谢你。”
“不用谢我。”裴晏站起来,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背对着她说,“沈校尉,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什么?”
“顾长风——他不是一个坏人。”
沈昭宁愣了一下。
“他是我父亲从小养大的,我父亲对他有救命之恩。他做的那些事,很多都不是他愿意做的。但他没有选择。”
“每个人都有选择。”沈昭宁说。
裴晏转过身,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