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下午两点，唐念坐在星巴克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杯美式咖啡，没有加糖，也没有加奶。

陈默比她想象的年轻，三十出头的样子，戴一副圆框眼镜，穿一件灰色的棉麻衬衫，背着一个帆布挎包，看起来不像记者，倒像一个研究生。他走进来的时候四处张望了一下，看见唐念，快步走过来，伸出手。

“唐念女士？您好您好，我是陈默。”

唐念跟他握了握手。他的手很温暖，掌心有薄薄的茧，应该是常年握笔留下的。

陈默坐下来，从挎包里掏出一个文件夹，打开，里面夹着几份复印的资料和几张照片。

“我先跟您说一下情况，”陈默说，“我们这期专题叫‘深城九零年代失踪女性’，主要关注那些在九零年代因为各种原因失踪或离开的女性，她们的命运，以及留给家庭的伤痕。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我们在深城晚报的旧报纸库里发现了这篇报道。”

他把那份报纸的完整扫描件推过来，唐念低头看。报道比邮件附件里的那张图片清晰一些，但女人的脸还是打了马赛克。报道下方有一行小字：“沈某被救后情绪不稳，已被送往医院治疗。”

“我们找到了当年救人的货车司机，姓刘，今年六十二岁了，退休在家。他跟我们说了一些当年的细节。”陈默翻到下一页，上面是采访笔记的复印件。

唐念接过来，逐字逐句地看。

刘师傅的原话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大概十一点多吧，我开车从深城大桥经过，看见一个女的站在栏杆外面，我以为她在看风景，没太在意。开过去之后越想越不对，掉头回来，她已经跳了。我车都没熄火，跑下去跳进水里把她捞上来。她呛了很多水，一直在哭，说‘我不想活了，让我死’。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活不下去了，没有人要我’。”

没有人要我。

唐念的手指攥紧了咖啡杯，杯壁上的水珠被挤出来，顺着手指往下淌。

“后来呢？”她问，声音比她自己预想的要平静。

“刘师傅把她送到医院，医院联系了家属。家属来了一个人，应该是她当时的丈夫——也就是您的父亲唐正德先生。”陈默看了她一眼，小心翼翼地措辞，“据刘师傅回忆，唐先生到医院之后，情绪很激动，说了……一些不太好的话。”

“什么话？”

陈默犹豫了一下，把另一份采访笔记推过来。

唐念看到刘师傅写在那里的原话：“她老公来了之后，没有问她有没有事，第一句话是‘你要死也别死在外面，丢人现眼’。那女的听了之后就不哭了，整个人像死了一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

唐念把笔记放下，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咖啡已经凉了，苦味在舌尖上蔓延开来，像一枚被嚼碎的药片。

“后来沈女士被转到了精神卫生中心，”陈默说，“我们查了当年的入院记录，她在那里住了大概三个月。出院之后的行踪就查不到了。我们试过很多渠道——公安局的户籍系统、社保系统、医院的就诊记录——都没有找到她的信息。”

“你的意思是，她可能改了名字，或者……已经不在了？”

陈默沉默了一下。“有这个可能。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她还在。因为如果她在那之后去世了，殡仪馆和公墓应该有记录，但我们没有查到。”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想请您提供一些关于您母亲的个人信息——比如她的出生日期、籍贯、学历、工作经历等等，帮助我们缩小搜索范围。另外，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找一些当年的知情人，比如她的老同事、老邻居之类的。”

唐念没有立刻回答。她看着窗外，街对面是市二院的门诊大楼，门口进进出出的人流像一条永不停歇的河流。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孩子从里面走出来，孩子趴在妈妈肩膀上，小手攥着妈妈的头发，眼睛闭着，大概睡着了。

“给我一点时间考虑。”唐念说。

“当然，”陈默点点头，“您不用着急。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和微信，您随时可以联系我。”

他把一张名片放在桌上，唐念接过来，看了一眼，收进口袋里。

“还有一件事，”陈默犹豫了一下，从文件夹的最底层抽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刘师傅保存的，他说是当年在医院拍的，想留个记录。我扫描了一份，原版还在他那里。”

照片已经泛黄了，边角有些卷曲。上面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医院的病床上，穿着一件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头发散落在肩膀上，脸色苍白，但五官很清秀。她的眼睛看着镜头的方向，眼神里没有悲伤，也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很深很深的疲倦，像一个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的人，终于坐下来，发现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唐念看着那张照片，心脏像被人攥住了。

她认识这双眼睛。这双眼睛她见过——在镜子里，在每一次她熬夜写稿到凌晨、对着电脑屏幕揉眼睛的时候，在每一次她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却咬着牙不让自己倒下去的时候。她见过这双眼睛，因为它们和照片上这个女人的眼睛一模一样。

那是沈若棠的眼睛。也是她的眼睛。

“我可以留着这张照片吗？”唐念问，声音有一点哑。

“当然，这就是给您准备的。”

唐念把照片小心地夹进笔记本里，合上，抱在怀里。

“谢谢你，陈记者。”

“叫我陈默就好。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陈默站起来，收拾好文件夹，“唐念女士，不管您最后决定要不要参与我们的专题，我都希望您能找到想要的答案。二十多年了，有些真相值得被看见。”

陈默走后，唐念一个人在星巴克坐了很久。

咖啡杯空了，杯底残留着一点褐色的咖啡渍，干涸后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像一枚褪色的印章。她用手指摩挲着杯壁，脑子里乱糟糟的，像一间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房间，所有的东西都从柜子里倒出来了，堆在地板上，找不到头绪。

沈若棠。她的母亲。一个她几乎一无所知的女人。

在她二十三年的人生里，“母亲”这个词一直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像一枚被磨平了花纹的硬币，你只知道它是一枚硬币，但看不清上面的头像和面值。唐正德从不提她，周芸从不提她，亲戚们偶尔提起的时候，也是用那种压低声音的、意味深长的语气，好像沈若棠是一个禁忌，一个秘密，一个不应该被提起的污点。

现在她知道了——沈若棠不是一个“跟人跑了”的坏女人，不是一个“冷血”的母亲，不是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她是一个在深夜里站在大桥栏杆外面、觉得“活不下去了”的女人。一个被丈夫说“要死也别死在外面、丢人现眼”的女人。一个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出院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女人。

唐念忽然觉得，她和沈若棠之间的距离，比她想过的要近得多。

她也曾在深夜里站在天台上，看着城市的万家灯火，想过如果从这里跳下去会怎么样。那是她在北京最难的那段日子——地下室漏水、稿子被客户改了十几版还是不满意、银行卡里只剩下三百块、助学贷款的催款电话一天打三遍。她站在天台上，夜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糊了一脸。她往下看了一眼，地面上有路灯的光晕，一圈一圈的，像一个个温暖的怀抱。

她站了很久，然后转身下楼了。

不是因为勇敢，是因为她想起还有一篇稿子没交。如果她跳了，那篇稿子就要开天窗，客户会投诉，小林要帮她擦屁股，她不能让小林为难。

就这么简单。不是什么“生命可贵”的大道理，只是一篇该死的稿子。

活着有时候不需要什么宏大的理由，一个小小的牵绊就够了。

唐念站起来，把咖啡杯扔进垃圾桶，走出星巴克。阳光很烈，她眯起眼睛，用手搭了一个凉棚，看着对面的医院大楼。

她掏出手机，给陈默发了一条微信：“我决定了，我参与。”

陈默秒回：“太好了！那我们约个时间，我这边还有一些资料要给您看。”

“好。”

唐念把手机收起来，穿过马路，走回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