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一个晚上,上海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雨。
刘耀文和宋亚轩窝在沙发上看一部老电影——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宋亚轩已经看过很多遍了,但他还是看得津津有味,时不时地给刘耀文讲解某个镜头的含义。刘耀文安静地听着,偶尔点头,偶尔问一两个问题。
电影放到张曼玉和梁朝伟在巷子里擦肩而过的那一幕,宋亚轩突然说:“你知道吗,我以前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觉得他们好惨。相爱却不能在一起。”
“现在呢?”
“现在觉得,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惨。因为他们至少知道对方是爱自己的。最惨的不是不能在一起,是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对方爱不爱自己。”
刘耀文没有说话。他把手伸过去,握住了宋亚轩的手。
“你呢?”宋亚轩问,“你现在知道吗?”
刘耀文想了很久。
窗外的雨声很大,噼噼啪啪地打在窗户上,像无数颗小石子被风甩在玻璃上。客厅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光线昏暗而温暖。电视屏幕上的光影在他们脸上流动,一会儿明,一会儿暗。
“我知道。”刘耀文说。
“知道什么?”
“知道我爱你。也知道你爱我。”
宋亚轩转过头看他。电视的光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很亮,里面有电影的倒影,也有别的东西。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大概是……你搬回来的第三天。”
“那么早?”
“你搬回来的第三天,你在厨房做饭,我在旁边洗菜。你哼了一首歌。还是那首《明年今日》。但你哼跑调了,跑得很厉害。你哼到副歌的时候,停下来对我说,‘刘耀文,你帮我拿一下盐’。我拿了。你又说‘不是这个,是细盐’。我又拿了。你接过去的时候,手指碰到了我的手。你笑了一下,说‘你的手好凉’。”
刘耀文停了一下。
“在那个瞬间,我突然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不是宏大的东西,不是戏剧性的时刻。就是这样的瞬间。你在做饭,我在洗菜。你哼跑调的歌,我帮你拿盐。你的手指碰到我的手。就这么简单。”
宋亚轩把脸埋进刘耀文的肩窝里。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了?”他的声音闷闷的。
“跟你学的。”
“我哪有这么会说。”
“你有。你一直都有。你只是不知道,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
宋亚轩在他肩窝里闷笑了一声,然后安静下来。电影还在放,但两个人都没有再看了。他们就这么靠着,听着窗外的雨声,听着电视里若有若无的对白,听着彼此的呼吸。
过了很久,宋亚轩说:“刘耀文。”
“嗯?”
“你知道我那天为什么去‘隙’喝酒吗?”
“为什么?”
“因为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背影很像你的人,追了三条街,跑丢了一只鞋。然后我蹲在路边,觉得自己好可笑。我已经分手九个月了,我还是会在街上追一个陌生人的背影。我蹲在路边,旁边有个卖烤红薯的老大爷,他问我‘姑娘你怎么了’——他叫我姑娘,可能是看我头发太长了——我说‘没事,我在等人’。他说‘等谁啊’。我说‘等我男朋友’。他说‘他会来吗’。我说‘会的’。”
宋亚轩的声音变得很轻。
“但我心里知道,他不会来。因为你不追人。你从来不追人。你永远站在原地,等别人来找你。所以我蹲在路边,等一个永远不会来追我的人。”
刘耀文的喉咙动了一下。
“然后呢?”他问。
“然后我就去了‘隙’,喝了六个shot。然后周予安给你打了电话。然后你来了。”
“我来了。”
“你来了。”宋亚轩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你来了。你追了。虽然不是在街上追的,但你来了。这就够了。”
刘耀文低下头,额头抵着宋亚轩的额头。他们的鼻尖碰在一起,呼吸交缠在一起。
“宋亚轩,”他说,“我以后会追的。”
“追什么?”
“追你。不管你在哪,不管我们之间隔了多远,不管你跑了多少次。我会追的。”
宋亚轩闭上眼睛,睫毛扫过刘耀文的颧骨。
“你不用追。”他说,声音轻得像雨丝落在水面上,“你不用追。你只要说一句‘来’,我就会来。我一直都会来。”
电视里的电影放完了,字幕开始滚动。片尾曲是一首老歌,旋律悠长而哀伤,但在这一刻,它听起来不再悲伤。它听起来像一条河流经过了漫长的曲折,终于汇入了大海。海面很平静,波光粼粼,看不到尽头。
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月光从缝隙里漏下来,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反射出银白色的光。远处的高架上,车流依然在涌动,像城市的血液在血管里奔流不息。但那声音不再像叹息了。
它像心跳。
一个有节奏的、稳定的、持续的心跳。
刘耀文把宋亚轩拉进怀里,下巴搁在他的头顶。宋亚轩的头发蹭得他下巴发痒,但他没有躲。他从来不躲。
至少在那个时候,在现在,在以后——他都不会躲。
“晚安。”他说。
“晚安。”宋亚轩说,“明天见。”
“明天见。”
他们都知道,“明天见”不是一句客套话。它是一个承诺。像所有被说出口的、被听见的、被相信的承诺一样,它不需要被证明,不需要被重复,不需要被小心翼翼保存。
它就在那里。
就像他爱他这件事——不需要被冷藏,不需要被密封,不需要被放在鞋柜上一个不会擦掉的位置。
它就在那里。在所有被说出口和未被说出口的话语之间,在所有被看见和未被看见的瞬间之间,在每一次呼吸、每一次触碰、每一次沉默和每一次开口之间。
它就在那里。
一直都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