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温晴就已经站在了县医院门诊大楼前的台阶上。
她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色衬衫，头发扎在脑后，别了一枚黑色的细发卡。这套衣服是她昨晚从宿舍的衣柜里翻出来的，熨了一个小时，把每一道褶皱都烫平了。西装有点大，是她两年前在集团总部开会时穿的，回来接手县医院之后瘦了十几斤，肩膀处空出了一小截。
孙建国站在她旁边，穿了一件洗得发白但熨得笔挺的白大褂，胸口别着工作证，口袋里插着三支笔。他今天早上五点半就到了医院，把住院部从一楼到四楼走了一遍，确认每个科室的值班室都收拾整齐了——不是刻意布置，只是把散落的病历本归了位，把堆在角落里的纸箱清走了。
“孙院长，您昨晚睡了几个小时？”温晴侧过头看了他一眼。
“睡了。睡了三四个小时吧。”孙建国笑了笑，眼下的青黑比平时还深了一些，“不碍事，习惯了。”
温晴没再说什么。她把目光投向医院大门外的马路，晨光里已经有几辆车停在路边了。县政府的车，八点半到。还有省里的车，从高速口过来，赵鹏刚才发消息说已经下了高速，大概二十分钟到。
“晴晴，”孙建国忽然开口，声音压得很低，“你紧张不紧张？”
温晴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不紧张。”
“真的？”
“真的。”她说，“又不是来检查的，是来看真实情况的。真实情况有什么好紧张的？”
孙建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
七点五十分，第一辆车驶进了医院大门。是一辆黑色的商务车，车牌是省城的。温晴整理了一下西装的下摆，走下台阶，在车停稳之前站定。
车门打开，下来三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身材微胖，戴一副金属框眼镜，穿着深灰色夹克，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他下了车，抬头看了一眼县医院的门诊大楼，目光在楼顶上“苏北县医院”五个字上停了一下。
跟在后面的是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都穿着便装，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相机。
“温院长？”中年男人走上前来，伸出手，“省卫健委规划财务处，李卫东。”
“李处长，您好。”温晴握了握他的手，“欢迎来到苏北县医院。”
李卫东的手掌厚实，握力不小，松开的时候又轻轻拍了一下温晴的手背，像是一种无言的鼓励。
紧接着，第二辆车到了。孔建平从副驾驶座上下来，今天换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快步走过来，跟李卫东握了握手，然后转身看向温晴。
“温董，省里很重视这次考察，李处长亲自带队。”孔建平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正式，但眼神里有一点温晴能看懂的东西——放心，我在。
温晴点了点头，然后转向李卫东，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各位领导，我是苏北县医院负责人温晴。”
她微微侧身，右手做了一个引路的手势，指向站在台阶上的孙建国。
“这位是我们苏北县医院院长孙建国孙院长。”
孙建国快步走下台阶，跟李卫东握了握手。他的手有点凉，但握得很稳。
“李处长，欢迎欢迎。”孙建国说，声音里带着一点紧张过后的松弛。
李卫东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笑了笑：“孙院长，听口音你是本地人？”
“土生土长的苏北县人，在这家医院干了三十年了。”孙建国说。
“三十年。”李卫东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目光里多了一点什么，“不容易。”
温晴站在旁边，等他们寒暄完了，才重新开口。她的声音比刚才稍微高了一些，不是刻意提高音量，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庄重。
“苏北县医院是以我父亲温苏北的名字取的。”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风刚好停了。门诊大楼前的旗杆上，国旗垂下来，一动不动。在场的几个人都安静了一瞬，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楼顶上那几个字。
“我父亲在这家医院干了一辈子，从住院医师干到外科主任，后来牵头搞了县里的急救中心。他走的时候，我才二十出头。”温晴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很久远的事，但每个字都很稳，“我接手这家医院，是希望能救治更多的病人，解决乡民们看病难的问题。这是我父亲当年想做但没做完的事，我替他接着做。”
李卫东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他身后那个年轻的女干部已经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什么。
温晴往旁边让了半步，右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希望领导们提出宝贵意见，里边请。”
她说完这句话，微微弯了一下腰，幅度不大，但姿态很正。孔建平在旁边看了她一眼，眼神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他想起一周前在电话里跟孙建国说的话，“温晴比老温更务实”。现在看着温晴站在门诊大楼前说“里边请”的样子，他觉得这个判断是对的，但又不完全对。
务实是对的，但温晴身上还有一种东西，是老温没有的——一种把“情分”和“本事”揉在一起、不动声色地摆在台面上的能力。她说“以我父亲温苏北的名字取的”，不是在打感情牌，是在告诉这些人：这家医院有根，有来历，有一个人干了一辈子的底子。她说“希望领导们提出宝贵意见”，不是在客套，是在表明态度：你们来看，我不藏着掖着。
一行人走进了门诊大厅。李卫东的脚步放慢了，目光在大厅里扫了一圈。大厅不大，地面是水磨石的，有些地方已经磨得发白了，但擦得很干净。挂号窗口前排着七八个人，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乡民，背着布包，手里攥着医保卡和挂号条。导诊台后面坐着一个年轻的护士，正在给一个老大爷指路，声音不大，但很有耐心。
“这是门诊大厅，去年我们重新做了一遍标识系统，把各科室的指引牌换成了大字号、高对比度的，方便老年人看。”温晴走在李卫东右手边，一边走一边介绍，语速不快，像是在跟一个老朋友聊天，“地面没有翻新，因为资金有限，先把钱花在了刀刃上。”
李卫东低头看了一眼地面，又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指引牌，没有评论，但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心里记了一笔。
他们穿过门诊大厅，往住院部方向走。经过一楼走廊的时候，李卫东看见墙上贴着一张A4纸，上面打印着“儿科门诊→”几个字，箭头是用记号笔手画的，歪歪扭扭的。
“这个标识……”李卫东指了指那张纸。
温晴笑了一下，很坦然：“临时加的。儿科门诊原本在一楼东头，上个月因为病房紧张，我们临时把门诊调到了二楼，还没来得及做正式的指引牌。先用这个顶一下。”
李卫东看了她一眼，没说什么，但那种眼神不是在挑剔，而是在重新评估什么。
他们上了三楼。电梯门一打开，走廊里的声音就涌了过来——小孩子的哭声、家属的哄劝声、护士推着小车经过时轮子碾过地面的声音。走廊上加了三张床，床头柜上堆着保温杯和塑料袋，几个老人搬着小板凳坐在床边，看见一行人走过来，抬起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去哄孩子了。
李卫东在走廊中间停下来，看了一眼加床的位置，又看了一眼病房里面。病房的门开着，四张床都满了，陪护的家属坐在床边的折叠椅上，有的人趴在床边睡着了。
“床位够吗？”李卫东问。
“不够。”温晴说，没有犹豫，“儿科是缺口最大的科室，每年冬春两季都要加床。我们算过，至少还需要增加十五到二十张床位，才能基本满足需求。但这不是今天要说的重点。”
她看了李卫东一眼，目光移向走廊尽头。
“李处长，我想带您看看我们医护人员的值班室。”
李卫东点了点头。温晴带着他走过走廊，经过护士站的时候，刘芸正站在电脑前录入信息，看见一行人过来，站起来点了点头，又坐回去继续工作。温晴没有特意介绍她，也没有让任何人停下来寒暄。
她在护士站旁边停下来，指了指角落里靠墙放着的那张折叠床。
“这是我们护士长刘芸的值班床。昨天夜班，今天白班，连续工作超过二十四个小时的时候，她就睡在这儿。”
李卫东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折叠床收起来了，叠得整整齐齐，上面搭着一条薄毯。床旁边是一个铁皮柜子，柜门有点歪，关不严实，里面塞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双拖鞋。
“这间护士站大概十五平米，白天是工作区，晚上就是值班室。”温晴说，“这不是个例。”
她没有多说什么，继续往前走。到了儿科医生值班室，她推开门，让李卫东往里看了一眼。十平米左右的房间，两张上下铺，一张桌子，桌上放着几本翻开的医学书和两个没洗的搪瓷杯。墙角有一个电饭煲，旁边放着半袋大米和几包方便面。
“周主任，”温晴喊了一声，“周主任在吗？”
周敏从隔壁的治疗室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一支体温计。她看见走廊里站着的一排人，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走出来。
“温总，李处长。”她点了点头，白大褂的口袋里插着三四支笔，胸口的工作证已经磨得看不清照片了。
“周主任，您在这儿干了多少年了？”李卫东问。
“十一年。”周敏说，声音有点哑，大概是这两天说话说多了，“毕业就来了，没走过。”
“为什么没走？”
周敏看了温晴一眼，又看了看李卫东，想了想，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
“走不了。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
她说“这些孩子”的时候，目光往走廊里那些加床的方向扫了一下，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李卫东没有再问。他在值班室里站了一会儿，目光从那两张上下铺移到桌上的电饭煲上，又从电饭煲移到墙角那几包方便面上。他转过身来，对着身后那个年轻的女干部低声说了句什么，那女干部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又记了一笔。
从儿科出来，温晴带着他们上了四楼妇产科。走廊里安静一些，赵丽颖正挺着肚子在护士站跟一个年轻医生交代事情，看见一群人走过来，下意识地用手护了一下肚子，站直了身体。
“赵主任，省里来的领导，想看看咱们的值班室。”温晴说。
赵丽颖点了点头，带着他们走到值班室门口，推开门。里面的陈设跟儿科差不多，十平米左右的房间，两张上下铺，一张桌子。不同的是，桌上多了一个孕妇用的靠枕，床边放着一双男士拖鞋。
“这是我跟我爱人刘建国的值班室。”赵丽颖说，声音不大，但很坦然，“他外科的，我们俩排班经常错开，有时候一个白班一个夜班，三天见不着一面。住这儿好歹能在一个屋里待会儿。”
李卫东的目光落在赵丽颖隆起的肚子上，停了两秒。
“赵主任，你预产期什么时候？”
“下个月月底。”
“到时候谁来替你？”
“内科调人过来帮忙。”赵丽颖说，笑了笑，“没事的，我们都习惯了。”
李卫东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他转身走出值班室的时候，在走廊里停了一下，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又戴上。动作很慢，像是在给自己一点时间消化刚才看到的东西。
从住院部出来，一行人又去了城北那块地。
地就在医院后面，隔了一条马路，走过去不到三分钟。四月的阳光照在空地上，杂草长到了小腿高，几棵野生的构树零零散散地立在中间，叶子绿得发亮。地的北面是一片居民楼，东面是县城的环城路，西面是一条小河，河水清凌凌的，在阳光下泛着光。
“就是这块地。”孔建平站在地边上，用手比划了一下范围，“大概三十二亩，方方正正的，建职工宿舍的话，能盖三到四栋六层楼，加上配套设施，够用。”
李卫东站在地边上，往四周看了看。他身后那个年轻男干部拿出相机拍了几张照片，又掏出手机打开地图软件，定位了一下这块地的具体位置。
“离医院确实近。”李卫东说，“隔一条马路，医护人员上下班方便，照顾家里也方便。”
“对。”温晴站在他旁边，风吹过来，把她西装外套的衣角吹起来一点，“城北这块地是我们在县里能找到的最合适的位置。如果批下来，我们打算盖两种户型——单身的，一室一厅一卫，够一个人住得舒服。成家立业的，三室两厅两卫，够一家三口住。”
“三十二亩，全部用来盖宿舍？”李卫东转过身来看着她。
“不是全部。”温晴说，“靠北边那一半盖宿舍楼，靠南边这一半留出来做绿化和小广场。医护人员值完夜班回来需要休息，环境好一点，休息质量也高一点。另外我们还打算在底层留出一部分空间，做一个托幼点。”
“托幼点？”
“对。”温晴说，“县医院有十七对双职工，两口子都在医院上班，孩子没人带是个大问题。如果在宿舍楼底层设一个托幼点，医护人员上班的时候把孩子送过来，下班接走，能解决很大的实际问题。”
李卫东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风吹过那片空地，杂草沙沙响。
“温院长，”他叫了她的职务，不是“温董”，“你这份心思，花得细。”
温晴没有接话，只是站在那里，风吹着她西装的下摆，她的目光落在那片空地上，像是在看什么东西已经建好了的样子。
孔建平站在旁边，看了温晴一眼，又看了看李卫东的表情，心里那根绷了一周的弦稍微松了一点。
从城北地块回来，一行人又回到医院。李卫东提出想看看食堂，温晴带着他们穿过门诊大厅，走到大楼后面的一排平房前。食堂不大，七八张圆桌，塑料凳，墙上贴着“节约粮食”的标语和一个月的菜单。正是上午十点多，不是饭点，食堂里没有人，灶台擦得很干净，案板上放着几棵洗好的青菜。
“医护人员在这吃？”李卫东问。
“对。”温晴说，“食堂不盈利，只收成本价。一顿饭大概五六块钱，能吃饱。”
李卫东走到菜单前面看了看，上面写着周一红烧肉、周二红烧鱼块、周三西红柿炒鸡蛋——都是家常菜，没有什么花样，但搭配得还算合理。
“孙院长说你们之前账上亏了四百二十万？”李卫东转过身来，看着温晴。
“是。”温晴说，“去年接手的时候，账上是亏的。我们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不合理的支出砍掉了，二是把药品和耗材的采购渠道重新梳理了一遍。省里派的工作组帮了很大的忙，帮我们把制度建起来了。”
“现在呢？”
“上个月账面盈余八十三万。”温晴说，“不多，但至少能正常运转了。”
李卫东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十一点半，考察结束了。李卫东的车停在门诊大楼前，他没有马上上车，而是站在车旁边，跟温晴又说了几句话。
“温院长，”他说，“我今天看到的东西，比我想象的要真实。来之前我看了你们报上来的材料，数字是数字，亲眼看到是另一回事。那张折叠床、那个值班室里的电饭煲、赵主任挺着肚子还在一线——这些事，我会如实汇报上去。”
“谢谢李处长。”温晴说。
“别谢我。”李卫东拉开车门，又停了一下，“你父亲叫温苏北，这家医院是用他的名字取的——这个事，我也会汇报上去。省里需要知道，这家医院有根，有传承，有人在替它撑着。”
他上了车，摇下车窗，冲温晴和孙建国挥了挥手。
“等消息吧。我争取尽快把报告交上去。”
车子发动了，缓缓驶出医院大门。孔建平的车跟在后面，他经过温晴身边的时候，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冲她竖了一下大拇指，然后缩回去，车子加速驶远了。
温晴站在台阶上，看着两辆车消失在马路尽头。四月的阳光照在她身上，暖烘烘的。孙建国站在她旁边，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晴晴，”他说，“你今天说得真好。”
“说什么了？”
“说这家医院是以你父亲的名字取的。说希望领导们提出宝贵意见。”孙建国顿了顿，“你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你爸就站在这儿。”
温晴没说话。她抬头看了一眼楼顶上“苏北县医院”五个字，阳光把那些字照得发亮，漆面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露出了底下的铁锈色，但那五个字还是很清楚。
“孙院长，”她说，“折叠床的事，不能再拖了。”
“我知道。”孙建国说。
两个人站在台阶上，谁也没有先走。风又吹起来了，门诊大楼前的国旗在风里舒展开来，猎猎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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