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母亲的判决

十八年前，他们说我儿子生下来就没了呼吸。

十八年后，他站在我的被告席上，后颈那块蝴蝶胎记，跟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

我是刑庭庭长，判过无数人，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审判自己的骨肉。

法袍之下是母亲，法槌之下是法律。

当这两样东西在一个人身上撕裂，我才明白——

有些选择，注定要用一生的痛苦来践行正义。

第1章 胎记

十月底的早晨，天还没亮透，我就在办公室了。

省高院催得紧，这桩未成年人过失致人死亡的案子必须月底前审结。社会关注度高，三家媒体申请旁听，连政法委都打过招呼，要求依法公正处理。

我翻着卷宗，手指停在被告信息那一栏。

姓名：阿明。年龄：十八岁。身份：孤儿，无监护人。

孤儿。

我用红笔在这两个字下面画了一道，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干了三十年刑庭，从书记员到庭长，审过的案子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这种直觉说不清道不明，但它从来不骗人。

卷宗里附着一张被告的幼年照片，是福利院提供的。照片上的男孩大约四五岁，瘦，眼睛大，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脖子上挂着一根红绳，坠子看不清是什么。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久到书记员小周敲门进来。

“李庭长，八点半开庭，该过去了。”

“嗯。”

我把卷宗合上，照片夹进去，起身整理法袍。镜子里的女人五十五了，头发白了一半，眼袋比去年又深了些。我拢了拢头发，把法徽别正，深吸一口气。

今天要见的，是一个可能过失致人死亡的孩子。

但我没想到，见的会是另一个孩子。

庭审设在三号法庭，旁听席坐满了人。我刚从法官通道进去，闪光灯就闪了几下。我没抬头，径直走到审判席坐下，敲了下法槌。

“肃静。”

法警把被告带上来。我照例先扫了一眼，少年瘦高个，剃着平头，穿着看守所的黄马甲，低着头看不清脸。他走到被告席，站定，法警退后。

“被告，抬起头来。”

他慢慢抬起头，看向我。

就是那一瞬间，我看见了他脖子后面那块胎记。

蝴蝶形状，深褐色，刚好在后颈正中，像一只停落的蝴蝶。他转身的时候，衣领往下滑了一点，露出来的。

我握着法槌的手，突然就僵了。

那块胎记，我太熟悉了。

十八年前，我躺在产床上，疼得死去活来，护士把孩子抱到我身边，说是个男孩。我只看了一眼，就看到他后颈那块蝴蝶形的胎记。我当时还想，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是个有福的，蝴蝶嘛，福迭。

然后我就昏过去了。

醒来之后，护士告诉我，孩子没保住，窒息，已经处理了。

我连尸体都没见到。

之后的很多年，我经常做梦，梦见那个孩子后颈的蝴蝶。有时候它会飞走，我怎么追都追不上。

而现在，那只蝴蝶又出现了。

就在这个少年后颈上。

“审判长？”

旁边陪审员的声音把我拉回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愣神了，赶紧低头看卷宗，掩饰过去。

“公诉人可以开始了。”

公诉人站起来，开始宣读起诉书。说去年冬天，被告和另外两个未成年人到城郊一处废弃工地玩耍，往一间窝棚里扔石子，导致里面一个独居老人受惊，后退踩空，从二楼摔下来，颅脑损伤死亡。被告是主犯，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

我听着，眼睛却忍不住往被告席瞟。

阿明始终低着头，不看我。我只能看到他的侧脸，瘦，下巴有点尖，鼻梁挺直。耳朵的形状，跟我一模一样。

我的心跳得很快，手心开始出汗。

不能乱想，不能乱想。我在心里骂自己。这世界上胎记相似的人多了，耳朵像的也多了，不能因为这点就瞎想。

我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听公诉人举证。

证人一个个上来，有当时一起玩的少年，有工地看门人，有法医。阿明一直没说话，只在问到他时才简单答两句，声音沙哑，很低。

辩护律师是个年轻女人，据说是法律援助指派的。她质证的时候问得挺细，但没什么杀伤力。我心里有数，这个案子证据链完整，定罪没问题，关键是量刑。

休庭前，我例行问被告：“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阿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

“没有。”

就两个字。

我宣布休庭，下午继续。

走出法庭，小周追上来：“李庭长，有人给您送了封信。”

我接过来，是个普通信封，没写寄信人。拆开一看，里面就一张纸条，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

“阿明身世造假，他不是孤儿，请法官明察。”

我把纸条折起来，塞进口袋，脸上没动声色。

“谁送来的？”

“法警说是个中年男人，放下就走了。”

我点点头，没再问。

回到办公室，我关上门，把那张纸条又拿出来看。字迹歪歪扭扭，像是故意写得潦草。身世造假？什么意思？他明明就是福利院出来的，所有材料都齐全。

可心里那个疑问又冒出来了：为什么偏偏是他？

我重新翻出卷宗里的那张幼年照片，仔细看那个红绳坠子。照片是黑白的，像素也低，坠子糊成一团，根本看不清。但我越看越觉得，那形状像一枚铜钱。

铜钱。

我的手指头抖了一下。

怀孕的时候，前夫非要给孩子求个平安符。他去了趟乡下老家，拿回来一枚老铜钱，说是在庙里开过光的，用红绳编好，挂在孩子脖子上能辟邪。

那枚铜钱，我亲手摸过。

如果孩子真的死了，那铜钱应该跟着火化了才对。

可如果孩子没死……

我不敢往下想。

下午的庭审，我全程都在走神。好在案情不复杂，剩下的程序走完，我宣布择期宣判，就匆匆退庭了。

回到办公室，我坐在椅子上发呆。窗外天快黑了，深秋的黄昏来得早，风把落叶吹得满地跑。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拿起电话，拨了那个十几年没拨过的号码。

响了三声，那边接了。

“喂？”

是那个熟悉的声音，苍老了一些，但还是那个腔调。

“是我。”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知道他听出我声音了。

“什么事？”他问，语气生硬。

“我问你个事，”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当年你给孩子求的那枚铜钱，还在吗？”

又是沉默。这次沉默很长，长到我以为他挂电话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他终于开口，声音有点发紧。

“你告诉我，在不在？”

“那东西……”他顿了顿，“孩子都没了，我还留着它干什么？早不知道扔哪儿了。”

他在说谎。

我跟他过了五年，他一说谎就会停顿，这个习惯从来没变过。

“你确定？”

“你到底想问什么？”他的声音突然高起来，“那件事都过去十八年了，你现在问铜钱干什么？”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谁啊？”

他压低声音说：“打错了。”

然后电话就挂了。

我握着话筒，听着里面的忙音，眼泪不知道怎么的就下来了。

他一定知道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让小周帮我调了当年那家医院的档案。我以复查历史医疗纠纷的名义，要了十八年前我生产那段时间的分娩记录。

下午，档案就送来了。

我翻到自己的病历，一眼就看出不对劲。

婴儿状况那一栏，原先是两个字，被人用涂改液盖住了，然后在上面重新写了“死产”。涂改液已经发黄，但仔细看还能看出底下那两个字——

“存活”。

我的手抖得厉害。

签名的护士叫赵秀兰。

我让人事科查这个赵秀兰，结果让我后背发凉：赵秀兰在十年前因贩卖婴儿罪被判刑十年，现在还在省女子监狱服刑。

贩卖婴儿。

我的脑子里轰的一声响。

如果赵秀兰真的把我儿子卖了，那他现在……那个阿明，那个带着蝴蝶胎记的少年……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一切都只是猜测，还没法证实。

但我必须弄清楚。

我拿起电话，拨了省监狱管理局的号码。

三天后，我坐在女子监狱的探视室里，等一个人。

铁门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被带进来，穿着囚服，手上戴着手铐。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在桌子对面坐下。

“你就是赵秀兰？”我问。

她点点头。

我把证件亮给她看：“我是市中院的，找你核实点事。”

她不说话，眼睛盯着桌面。

“十八年前，你在市妇幼保健院当护士，”我盯着她，“那年五月十二号，有个产妇叫李芳，她的病历上写着婴儿死产，但原始记录是存活。这件事，你还记得吗？”

她的肩膀抖了一下，还是没抬头。

“赵秀兰，”我声音放低了，“那个孩子，现在在哪儿？”

她终于抬起头，看着我，眼眶有点红。

“你……你是那个孩子的妈？”

我没说话，算是默认。

她嘴唇动了动，眼泪掉下来。

“我对不起你……”她说，“那个孩子，我……我把他卖了……”

我的心像被人狠狠攥住，喘不上气。

“卖给谁了？”

“一对不能生的夫妻……姓什么我不记得了，他们就抱了三年，后来离婚了，孩子就……就送进了福利院。”

“什么福利院？”

“阳光福利院。”她说，“我记得这个名字，因为那天下着雨，我送他们去的……”

阳光福利院。

阿明的档案上，写的就是阳光福利院。

我站起来，转身就走。

身后传来赵秀兰的哭声：“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们——”

我没回头。

走出监狱大门，外面阳光刺眼。我站在台阶上，扶着栏杆，大口喘气。

那个蝴蝶胎记的少年，真的是我儿子。

我失散十八年的儿子。

可现在，他是我的被告。

我要亲手判他刑。

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开着灯坐了一夜。

第二天，我让鉴定中心加急做DNA比对。样本是现成的，阿明入看守所时采集的血样还在，我的血样也抽了。

等结果的那几天，我照常上班，照常开会，照常审案子。没人看出我有什么异样。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心悬在刀刃上。

第七天下午，鉴定中心的小刘敲门进来，把一个信封放在我桌上。

“李庭长，结果出来了。”

我点点头，等他出去。

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的手抖得撕不开信封。

里面是一张纸，最下面一行写着：

亲权指数：99.99%。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把脸埋在手掌里，哭得像个孩子。

十八年，我以为他死了。我每年清明都给他烧纸，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男是女。可他活着，一直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活着。

在孤儿院，在没有父母的环境里长大。

然后他犯了错，站在我的被告席上。

我该怎么判？

那天夜里，我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万家灯火。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一个家，都有父母和孩子。

而我，连抱一抱他的机会都没有。

电话响了。

是前夫打来的。

“结果出来了？”他问。

“出来了。”

“是我儿子吗？”

“是。”

电话那头长久的沉默。然后他说：

“你打算怎么办？”

我看着窗外，没有回答。

“我知道你难，”他说，“但你记住，你先是个人，才是个法官。”

说完，他挂了电话。

我握着话筒，眼泪又流下来。

我先是个人，才是个法官。

可我也是个法官，然后才是个人。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出了决定。

第2章 判决

宣判前夜，我又把那封信拿出来看了一遍。

信是前天看守所转来的，皱巴巴的纸，歪歪扭扭的字，一看就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写的。阿明写给我的。

“法官阿姨，我见过你。三年前你在我们孤儿院做普法讲座，你说法律是弱者的武器。那之后，我每次想偷东西吃，都会想起你。我知道我错了，但我想让你判我，因为你让我觉得，法庭上还有人看得起我。”

信纸背面，画了一个穿法官袍的女人，旁边写着：如果我妈妈还在，我希望她像你一样。

我盯着那幅画看了很久。

画里的人不是我，是他想象中的妈妈。可这个人，偏偏就是他妈妈。

我把信折好，放进口袋，然后打开抽屉，拿出两份判决书草稿。

一份判三缓五，这是母亲的选择。他可以不用坐牢，在外面接受社区矫正，我能天天看见他，能补偿这十八年的亏欠。

一份判实刑两年，这是法官的选择。他做错了事，有人死了，法律摆在那里，我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儿子就徇私枉法。

两份草稿并排放在桌上，像两条路，等着我选。

窗外的天黑透了。这个点了，办公楼里就剩我一个人。走廊安静得很，偶尔能听见暖气管道咕噜咕噜响。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外面是城市的夜景，万家灯火，每一盏灯后面都有故事。有一盏灯，是我家。空着，没人等我。

我在窗前站了很久，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想起那年怀孕，他爸高兴得跟什么似的，天天趴在我肚子上听胎动。想起生孩子那天，疼了一天一夜，最后昏过去，醒来什么都没有了。想起离婚那天，他爸说，孩子没了，咱俩也到头了。想起这些年，每年清明我都去公墓，在一块空碑前站一会儿，烧点纸。

那个孩子，从来没死过。

他在孤儿院长大，没吃过我一顿饭，没穿过我一件衣服，没叫过我一声妈。

然后他犯了事，站在我的法庭上。

我转过身，回到桌前，重新拿起那两份草稿。

判三缓五，他会感激我，但法律会被质疑。媒体盯着，社会看着，如果我从轻判了，会有人说闲话。就算没人知道他是我的儿子，也会有人说，这个法官是不是收了什么好处。

判实刑两年，他会恨我。他会觉得这个法官冷血，明明可以轻判却非要把他送进去。他永远不会知道，判他的人是他亲妈。

可是，如果我从轻判了，他自己会怎么想？

他会不会觉得，犯错没事，总会有人护着？他会不会觉得，法律就是个摆设，有关系就能摆平？

他是我的儿子，但他也是个犯了错的人。他需要为自己的错付出代价，才能真正长大。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决定。

我把判三缓五那份草稿撕了，碎片扔进垃圾桶。判实刑那份，我拿起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工工整整签上自己的名字：李芳。

签完字，手抖得厉害。我握着笔坐了很久，眼泪吧嗒吧嗒掉在判决书上，把那个签名洇花了。

我擦掉眼泪，重新签了一遍。

七点半，小周来敲门。

“李庭长，车在楼下等着，该去法院了。”

“知道了。”

我把判决书装进档案袋，站起来，整理好法袍，对着镜子看了看。镜子里的人眼眶有点肿，但表情还算平静。

我没吃早饭，直接下楼上车。

一路上我没说话，就看着窗外。这个城市的早晨，卖早点的推着车出摊了，学生们背着书包往学校走，上班族行色匆匆。一切都很正常。

只有我知道，今天不正常。

八点半，我敲下法槌。

“现在宣判。”

全场肃静。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有媒体，有家属，有看热闹的。三个被告站在被告席上，阿明站在最边上，低着头。

我拿着判决书，声音平稳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被告人阿明，犯过失致人死亡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不适用缓刑。”

旁听席哗的一声炸了。有人站起来，有人喊不公平。闪光灯噼里啪啦地闪。

我看见阿明的肩膀抖了一下，头埋得更低了。旁边的两个少年被分别判了一年半和一年，他们的家属已经开始哭天喊地。

我没停，继续往下念：

“但本庭注意到，被告人有自首情节，且一贯品行良好。合议庭将依法向省高院提请复核，建议启动特赦程序。同时，本法官以个人名义，申请担任该犯服刑期间的社会观护员，直至其重新站在阳光下。”

全场突然安静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辩护律师，包括公诉人，包括阿明。

他猛地抬起头，看向我。

我也看着他。

那一瞬间，我想告诉他，我是妈妈。可我什么都不能说，只能这样看着他。

他的眼睛红了，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法警上前，要把他带下去。他转身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掉，里面有绝望，有困惑，还有一点点我看不懂的东西。

像是一个孩子在问：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狠？

又像是在问：你为什么又要帮我？

门关上了，他消失在门后。

我敲下法槌：“退庭。”

走进休息室，我关上门，靠着门板站了很久。外面走廊里脚步声来来去去，有人在说话，有人在喊什么。

我没听见。

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有人在敲法槌。

手机响了，是前夫发来的短信：判了？

我回了一个字：嗯。

他回：我在法院门口。

我愣了一下，收起手机，洗了把脸，整理好头发，推门出去。

他站在台阶下面，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肚子也出来了。旁边停着一辆旧车，他靠在车门上抽烟，看见我出来，把烟掐了。

我们隔着几级台阶对视。

“判了？”他问。

“判了。”

“几年？”

“两年。”

他点点头，没说话。

我走下台阶，站在他面前。

“你怎么来了？”

“想看看你。”他说，“也看看他。”

“他被带走了，你看不见。”

“我知道。”他又点了根烟，“我就是想跟你说句话。”

“说什么？”

他抽了口烟，看着远处，半天才开口：

“你做得对。”

我没说话。

“换了我，做不到。”他说，“我肯定会徇私，肯定下不去手。你做到了。”

我低下头，眼泪差点掉下来。

“可我难受。”我说。

他拍拍我肩膀，像很多年前那样。

“难受就难受吧，”他说，“谁让你先是个人，才是个法官呢。”

我抬头看他，他眼眶也有点红。

“走吧，”他说，“我送你回去。”

“不用，我开车了。”

“那行。”他把烟掐了，“保重。”

“你也是。”

他转身上车，发动，开走了。我站在那儿，看着那辆旧车消失在街角。

回到办公室，小周已经在等我。

“李庭长，媒体想采访您，问您为什么提出当社会观护员。”

“就说这是个人意愿，跟案件无关。”

“还有……”她犹豫了一下，“看守所那边问，社会观护员什么时候开始履行职责。”

“现在就可以。”我说，“让他们安排，我明天去。”

小周点点头，出去了。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

明天，我就能看见他了。

不是法官和被告的关系，是观护员和服刑人员的关系。

我有很多话想跟他说，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能说我是你妈吗？不能。观护员不是这么当的。

我能说我喜欢你吗？更不能。

我能说的，只有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好好改造，争取减刑，出来以后好好做人。

可我想说的不是这些。

我想说对不起，妈妈来晚了。

我想说这十八年，妈妈每天都在想你。

我想说你恨我吧，我亲手把你送进去的。

我想说等你出来，妈妈等你回家。

可这些话，一句都不能说。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看守所。

办完手续，被带到探视室。还是那间屋子，铁窗，铁桌，铁椅子。我坐在这边，等着他从那边出来。

门开了，他被带进来，穿着号服，剃着光头，瘦得脱了相。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在对面坐下。

“来了？”他问。

“来了。”

沉默。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看着我。

“你为什么来？”

“我是你的社会观护员。”

“我问你为什么来。”他盯着我，“那么多犯人，为什么偏偏选我？”

我说不出话。

“你是不是觉得我可怜？”他问，“没人管，没人问，所以你可怜我？”

“不是。”

“那你为什么？”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像我，也像他爸。

“因为……”我顿了顿，“因为你说过，你觉得法庭上还有人看得起你。”

他没说话。

“我来，就是让你知道，”我说，“不是只有法庭上有人看得起你，法庭外也有。”

他低下头，不说话了。

我拿出一本书，放在桌上。

“这是我年轻时候爱看的，《平凡的世界》。你闲着没事可以看看。”

他看着那本书，没动。

“不想要？”

“想要。”他把书拿起来，翻了两页，“谢谢。”

就两个字，我心里的石头放下了一半。

“下次我来，”我说，“你告诉我看到哪儿了。”

“下次？你还来？”

“每个月都来。”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点看不懂的东西。

“你图什么？”他问。

“不图什么。”

“不可能，”他说，“没人不图什么。”

我笑了一下，没回答。

他又低下头，翻那本书。

探视时间到了，法警过来带他走。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个……”他说，“你下次来，能带点吃的吗？这里伙食太差了。”

“想吃什么？”

“月饼。”他说，“我最喜欢吃月饼。”

门关上了。

我坐在那儿，半天没动。

月饼。那天他送老人月饼，才惹出这场祸。

他在法庭上说：我以为那是我奶奶的家。

原来，他真的只是在送月饼。

第3章 月饼

从看守所出来，我直接开车去了趟超市。

月饼。他说想吃月饼。

可这都十一月份了，哪还有卖月饼的？中秋过去快俩月了，超市的月饼专柜早撤了。我在货架之间转了两圈，什么都没找着。

导购员看我转悠，过来问：“大姐，找什么呢？”

“月饼。还有卖的吗？”

她笑了：“早没了，您等明年中秋吧。”

我没辙，只能空着手出来。

坐车里想了半天，突然想起来，我妈以前会自己做月饼。小时候每到中秋，她就忙着和面、拌馅、打模子，烤出来的月饼比买的好吃多了。

我不会做，但我可以学。

第二天正好周末，我回了一趟老家。我妈走了好几年了，老房子空着，偶尔回去收拾收拾。我在她柜子里翻了半天，翻出一个发黄的笔记本，里头夹着一张纸，是她手写的月饼配方。

面皮多少，糖浆多少，碱水多少，馅料怎么配，都写得清清楚楚。连烤炉温度、时间都记着。

我把那张纸拍下来，去超市买了材料，回家就开始折腾。

头一锅烤出来，黑乎乎的，硬得能砸死人。第二锅稍微好点，还是裂口子。第三锅终于像那么回事了，但味道不对，不是我妈做的那种味儿。

我给老家的婶子打电话，问她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她说你妈做月饼用的是自己熬的糖浆，你买的现成糖浆当然不行。

我又学熬糖浆。熬了一下午，满屋子都是糖味儿，窗户上全是水汽。熬好放了一晚上，第二天接着烤。

这回行了。

金黄金黄的，花纹清晰，掰开一股香味儿，咬一口软软糯糯的，跟我妈做的一个味儿。

我装了六个，用保鲜盒装好，放进包里。

第二次去探望，已经是一个月以后了。

还是那间探视室，还是铁窗铁桌铁椅子。阿明被带进来，看着比上次精神点，眼睛里有点光了。

“来了？”他在对面坐下。

“来了。”我把保鲜盒拿出来，打开，“月饼。”

他看着那几个月饼，愣了一下。

“这时候还有月饼？”

“自己做的。”我说，“你不是想吃吗？”

他没说话，拿起一个月饼，看了半天。

“吃啊，又不是假的。”

他咬了一口，嚼了嚼，突然停住了。

“怎么了？”

他咽下去，又咬了一口。

“好吃。”他说，声音有点哑，“比我吃过的都好吃。”

我心里酸了一下，没接话。

他吃了一个，又拿一个，连着吃了三个。

“别吃太多，”我说，“这东西腻。”

他点点头，把剩下的放回盒子里，盖上。

“能留着吗？”

“能，但放不久，最好早点吃。”

他把盒子小心地放在旁边，抬起头看我。

“你真是……每个月都来？”

“嗯。”

“为什么？”

我看着他，没回答。

“上次我问你，你说不图什么，”他说，“我不信。这世上没人不图什么。”

“你挺懂。”我说。

“孤儿院长大的，不懂也得懂。”他低下头，抠着桌角，“有人对我们好，肯定图点什么。有的是为了上新闻，有的是为了拿补贴，有的是为了自我感动。我都见过。”

我没说话。

“可你……”他抬头看我，“你图什么呢？你不是记者，不是慈善家，也不是什么爱心人士。你判我刑，又来看我，图什么？”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想说，因为你是我儿子。

可我不能说。

“你非得图点什么才行？”我问。

“对。”他说，“不然我睡不着觉。”

我想了想，说：“那你这么想吧，我判了你两年，心里过意不去，所以来看看你。这样行吗？”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点点头。

“行。”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他问我看没看过他画的那幅画，就是信背面那个穿法官袍的女人。我说看了，画得不错。他说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孤儿院里有个志愿者教过他一阵子，后来那人走了，就没再学过。

“那你现在还画吗？”

“不画了，”他说，“没纸没笔的。”

下次我给你带，我说。

探视时间到了，他站起来，拿起那盒月饼。

“下次什么时候来？”

“下个月。”

“那……”他犹豫了一下，“还能带这个吗？”

我笑了。

“能。”

那个冬天，我每个月都去。

一月份，我带了一盒我自己烤的饼干。二月份过年，我带了一袋大白兔奶糖。三月份，我带了一本素描本和一盒铅笔。

他收到素描本的时候，眼睛亮了。

“真给我带的？”

“嗯。”

他翻开素描本，摸了摸纸，像摸什么宝贝似的。

“谢谢。”他说，头也没抬，就盯着那本子。

那天他没怎么说话，就坐在那儿翻那本素描本，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法警来催的时候，他还舍不得合上。

“下次来，”他说，“我给你看画的画。”

三月底，我第四次去。

他瘦了点，但精神挺好。一见面就把素描本翻开，递给我看。

第一页画的是一个穿法官袍的女人，坐在高高的审判席上。五官看不清，但那个轮廓，那个姿势，分明就是我。

“这是你。”他说。

我盯着那幅画，心里翻江倒海。

“你还画了别的？”

他翻到后面。第二页是一个老人，满脸皱纹，佝偻着背。第三页是一个小孩，蹲在地上玩。第四页是几个少年，勾肩搭背走在一起。

“这些都是……”

“我记住的人。”他说，“那个老人，就是我害死的那个奶奶。这个小孩，是孤儿院里的弟弟。这几个，是我一起长大的兄弟。”

他翻到最后一页，是一个女人，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什么东西。

“这是你，”他说，“上次来的时候，你站在门口等，我就记住了。”

我看着那幅画，眼睛有点湿。

“画得真好。”

他挠挠头：“瞎画的。”

“别瞎画，”我说，“好好画。你有这个天赋。”

他没说话，把素描本合上。

“下个月还来吗？”

“来。”

“那……我给你画张好的，”他说，“认真的那种。”

四月，我第五次去。

他给我看了新画的一张。是我坐在探视室的样子，侧脸，低头，好像在看书。画得很细，连我耳边的白发都画出来了。

我盯着那张画看了很久。

“像吗？”他问。

“像。”我说，“太像了。”

他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笑得有点腼腆，像个孩子。

“我想问你个事。”他说。

“什么？”

“你……”他犹豫了一下，“你有孩子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

“怎么突然问这个？”

“就是想知道，”他说，“你对我这么好，你是不是也有个孩子，跟我差不多大？”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真像我。

“有。”我说。

“他在哪？”

“我不知道。”

他愣了一下。

“不知道？”

“嗯，”我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就不在我身边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

“那你不想他？”

“想。”我说，“每天都想。”

他看着我的眼神突然变了，变得有点复杂。

“那他呢，”他问，“他想你吗？”

我说不出话。

“我小时候，也想过我妈，”他说，“想她长什么样，想她为什么不要我。后来就不想了，想了也没用。”

“也许，”我说，“也许她有苦衷。”

“什么苦衷能让孩子在孤儿院长大？”他声音突然高了，“我挨打的时候她在哪儿？我饿肚子的时候她在哪儿？我发烧一个人躺着等死的时候她在哪儿？”

他站起来，又坐下，把头埋下去。

“对不起，”他说，“我不该冲你发火。”

“没事。”

沉默了很久。

“其实我知道，”他闷闷地说，“她可能早死了，可能根本不知道有我。我都明白。”

我伸出手，想摸摸他的头，手伸到一半又收回来了。

“不管怎么样，”我说，“你现在有人惦记着。”

他抬起头看我。

“你吗？”

“对，我。”

他看了我很久，然后低下头，没说话。

探视时间到了。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

“下个月，”他说，“我给你画一张最好的。”

门关上了。

我坐在那儿，眼泪终于掉下来。

五月，第六次去。

我带了刚上市的新鲜枇杷，用篮子装着，还带了一本书，《活着》。

他接过书，翻了两页，又放下。

“画呢？”我问。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来给我看。

是一幅铅笔画，画的是两个人。一个中年女人，一个少年，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桌子。女人在笑，少年也在笑。

“这是你和我。”他说。

我盯着那幅画，说不出话。

画上的我，笑得那么慈祥。画上的他，笑得那么开心。就像一对真正的母子。

“喜欢吗？”他问。

“喜欢。”

“送你了。”

他把画递给我，我小心地叠好，放进包里。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他说他在管教所里学了好多东西，会认不少字了，还会算账了。他说他画的画被管教拿去贴在墙上，大家都夸他画得好。他说他减了三个月的刑，再有半年就能出去了。

我听着，心里又高兴又难受。

高兴的是他变好了。难受的是，等他出去，我就不能再这样每个月来看他了。

社会观护员的任务，到刑满释放就结束了。

那天临走时，他突然叫住我。

“那个……”他说，“我能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

“你问。”

他看着我的眼睛，慢慢开口：

“你是不是……”

话没说完，法警过来催了。

“快走吧，时间到了。”

他被拉走了，临走还回头看我。

那句话，他没问完。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他要问什么。

是不是，你是不是我妈？

如果下次他真问了，我该怎么回答？

第4章 回家

六月了。

阿明减刑三个月，今天出来。

我提前一周就开始睡不着觉。该穿什么衣服去接他？见了面第一句说什么？他要是问我那个问题，我怎么回答？

这些问题翻来覆去地想，想到最后反而想通了。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他都十八了，该知道真相了。

那天早上我五点就醒了，翻来覆去躺不住，干脆起来收拾屋子。这套房子是离婚后买的，两室一厅，我一个人住。另一个房间一直空着，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把那屋子收拾出来。床单换新的，窗帘洗干净，书桌擦得锃亮。墙上空空的，我想了想，把他送我那幅画挂了上去——就是那张他画的我们俩面对面坐着笑的画。

收拾完，我看表，才七点。

还有两个小时。

我去冲了个澡，换上一件浅蓝色的衬衫，这是我为数不多的便装，平时都穿制服。对着镜子照了照，头发又白了些，但精神还行。

出门前，我把那枚铜钱从抽屉里拿出来，攥在手心，攥了好久。

铜钱还是老样子，红绳换过新的了。当年他从我这里丢的，今天我要亲手还给他。

开车到管教所门口，八点半。门口已经停了几辆车，都是来接人的。我看见一对夫妻站在车旁边，女的抱着一束花，男的拿着手机不停地看。还有几个年轻人，说说笑笑的，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欢迎回家”。

我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坐在车里等。

手心出汗了。

九点整，大门开了。

几个人陆续走出来，有人接的，直接扑过去抱住。没人接的，自己背着包往外走，低着头，谁也不看。

我等了很久，没看见他。

就在我准备下车问问的时候，门里又出来一个人。

瘦高的个子，剃着寸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旧包。他站在门口，眯着眼，像是在适应外面的阳光。

然后他抬起头，四处张望。

我看见他了。

他也看见我了。

我们隔着一条马路的距离，就那么看着。

他慢慢走过来，走到我面前，停下。

“来了？”他问。

跟第一次见面一模一样的话。

“来了。”

他看看我，又看看我身后的车。

“等很久了？”

“没多久。”

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低下头，声音有点闷：

“我不知道……出来了去哪儿。”

我心里酸了一下。

“跟我走吧。”我说。

他抬起头，看着我。

“跟你走？”

“嗯。”

他没说话，但我看见他眼眶红了。

我打开车门：“上车吧。”

他上了车，把包放在脚边，坐得笔直，两只手攥着裤腿。

我发动车子，没急着走，先扭头问他：

“饿不饿？”

他愣了一下，点点头。

“想吃啥？”

“随便。”

我想了想，发动车子：“带你去个地方。”

车子开出去，他从后视镜里看着管教所越来越远，直到拐个弯看不见了，才收回目光。

“这就出来了？”他说，像是在问自己。

“出来了。”

“我有时候做梦，梦见出来了，”他说，“醒了一看，还在里面。刚才站在门口，我都不敢出来，怕又是做梦。”

我没说话，伸手把空调打开。

“热的，”他说，“是真的热。”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

“是真的。”

车子开到一家早点铺门口，我停好车，带他进去。

铺子不大，几张桌子，坐满了人。我们在角落里找了两个空位坐下，他要了碗豆腐脑，两根油条，我要了碗豆浆。

他低着头吃，吃得很快，像怕人抢似的。

“慢点吃，”我说，“不够再要。”

他放慢了点，但还是把一碗豆腐脑喝得干干净净，油条一根不剩。

“饱了？”

“嗯。”

“那走。”

结了账，出门，他站在门口，看着街上的人来来往往。

“以前在外面的时候，没觉得这些有啥，”他说，“现在看，啥都想多看两眼。”

“以后有的是时间看。”

“以后？”他扭头看我，“以后……我住哪儿？”

我看着他的眼睛。

“我家。”

他愣住了。

“你家？”

“嗯。先住着，等你找到工作再说。”

他嘴唇动了动，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又是这个问题。

我没回答，转身上车：“上车吧，回去收拾收拾。”

他愣了一会儿，跟上来，拉开车门坐进去。

一路上他没再问，就看着窗外。街边的商店，等红灯的行人，骑电动车的外卖小哥，他一样一样地看，像看什么新鲜玩意儿似的。

开进小区，停好车，我带他上楼。

进了门，他站在玄关，不敢往里走。

“进来啊。”

他换了拖鞋，一步一步走进来，四处张望。客厅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沙发茶几电视柜，普普通通的样子。

“你先坐，我去倒水。”

我端着水回来，看见他站在那间卧室门口，盯着墙上那幅画。

是我的画。他画的那张。

他慢慢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点看不懂的东西。

“你一直挂着？”

“嗯。”

他低下头，没说话。

那天下午，我给他收拾好房间，告诉他热水器怎么用，冰箱里有什么吃的，然后就出门上班了。下午还有个会，不能不去。

临走时，他站在门口，突然说：

“你晚上回来吃饭吗？”

我愣了一下。

“回。”

“那……那我做饭等你。”

他做饭等我。

我坐进车里，眼泪差点掉下来。

下午开会一直走神，脑子里总在想，他在家干嘛呢？会不会闷？会不会不习惯？会不会翻到我藏起来的那些东西？

开完会，我没耽搁，直接开车回家。

推开门，一股香味飘过来。他系着围裙，正在厨房忙活。案板上切好的菜，锅里咕嘟咕嘟炖着什么，台面上还摆着两个已经炒好的菜。

他听见动静，探出头来。

“回来了？还有一个汤，马上好。”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的背影。

瘦，但挺拔。围裙带子系得有点歪，他时不时扯一下。锅铲翻动的时候，胳膊上的肌肉绷起来，是一道一道的线条。

他真的长大了。

饭桌上，四菜一汤，摆得整整齐齐。

“你尝尝，”他说，“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

我夹了一筷子，吃了。

“好吃。”

他笑了，笑得眼睛弯起来。

“我以前在孤儿院，帮食堂打过下手，学了一点。”

我们吃着饭，没什么话。他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又低下头去。

吃到一半，他突然放下筷子。

“我有话想问你。”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问。”

他看着我，慢慢开口：

“你……是不是我妈？”

房间里安静极了，能听见墙上钟表的滴答声。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真像我，也真像他爸。

“是。”

他愣住了，就那么看着我，一动不动。

我等了很久，等他说话，等他问，等他骂，等什么都行。

但他什么都没说。

他低下头，看着碗里的饭，一动不动。

又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肩膀开始抖。

他在哭。

不出声地哭。

我站起来，走到他身边，想伸手摸摸他的头，又不敢。

他抬起头，满脸的眼泪。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说不出话。

“我……我在里面那么久，你每个月来看我，给我带吃的，教我画画，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站起来，声音发抖：

“你知道我多想知道我妈是谁吗？你知道我小时候多羡慕别人有妈吗？你就在跟前，你为什么不认我？”

“我怕……”

“怕什么？”

“怕你恨我。”我说，“怕你觉得是我不要你。怕你知道了更难受。”

他愣住了。

“你知道那个护士把我卖了吗？”他问。

“知道。”

“你知道我在孤儿院被人打过吗？”

“知道。”

“你知道我饿过肚子吗？”

“知道。”

“那你知道，”他声音突然小了，“我有多想你吗？”

我忍不住了，伸手把他抱住。

他僵了一下，然后整个人软下来，趴在我肩膀上，放声大哭。

“妈——”

就这一个字，把我十八年的亏欠，全哭出来了。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到很晚。

我把所有事都告诉他。那个护士，那份病历，DNA报告，还有判他那天晚上我做的选择。

他一直听着，没说话。

“你恨我吗？”最后我问。

他摇摇头。

“不恨。”

“为什么？”

他想了想，说：

“判我两年，是对的。”

我看着他。

“那个奶奶，是我害死的，”他说，“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如果当时你没判我，我自己都过不去这个坎。”

我眼泪又下来了。

“而且，”他说，“你给我判了刑，又每个月来看我。你是法官，也是我妈。两样你都做到了。”

他看着我，认真地说：

“我以后，也想做你这样的人。”

那天晚上，他去睡了。

我坐在客厅里，把那枚铜钱拿出来，攥在手心。

明天，我要把它亲手给他戴上。

像十八年前，我应该做的那样。

三个月后，他考上了职高的美术班。老师说他有天赋，好好学能考美院。

我去给他交学费那天，在校门口碰见了前夫。

他也来看他。

我们俩站在门口，谁也没进去。

“他知道吗？”他问。

“知道。”

“那……”

“你要见他吗？”

他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摇摇头。

“算了，”他说，“他现在有你够了。”

我看着他走远的背影，没说话。

周末，阿明回家，我从冰箱里拿出食材，他在厨房忙活，我给他打下手。

“妈，”他突然问，“我爸呢？”

我愣了一下。

“你想见他？”

他想了想，摇摇头。

“算了，”他说，“有你够了。”

我笑了。

窗外阳光很好，照在厨房里，照在他身上。

墙上那幅画还在。画里的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他，面对面坐着，都在笑。

我看着他忙碌的背影，突然想起宣判那天，他说过的话：

如果你还在，我希望你像她一样。

现在我就在这儿。

以后也会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