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荡荡的公寓

重庆的夏天来得猝不及防，蝉鸣聒噪，阳光炽烈，却驱不散笼罩在众人心头的寒意。

　　严浩翔终究还是没能熬过这个夏天。

　　在宋亚轩失踪三个月后的一个清晨，严浩翔努力看着眼前的三人：“别难过，笑一笑嘛，你们该高兴，我要去见我哥了，你们可别来找我们这么早，我先和我哥布置一下我们的小家，等你们走完这一生在来。”严浩翔扭头去看病房门口，眼里的光渐渐淡了下去“唉，看来我等不到亚轩了”

　　贺峻霖握着他的手，感觉到那点微弱的温度一点点散去，监护仪上的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发出刺耳的长鸣。

　　贺峻霖没有哭，只是静静地看着病床上那个消瘦的身影，眼神空洞得像一潭死水。直到护士过来盖上白布，他才缓缓松开手，指尖冰凉，仿佛失去了所有知觉。

　　葬礼办得很简单，只有他们四个，还有严浩翔的家人。马嘉祺拍着贺峻霖的背，想说些什么，却发现所有安慰的话都苍白无力。丁程鑫站在旁边，望着墓碑上那张笑靥如花的照片，眼眶通红。刘耀文低着头，手指死死攥着衣角，指甲几乎嵌进肉里，却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那个总爱抱着吉他，眼神桀骜又温柔的少年，那个会在贺峻霖受委屈时第一时间站出来的少年，那个说要和大家一起写一辈子歌的少年，最终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

　　从那以后，贺峻霖像变了一个人。

　　他不再哭，不再发呆，把自己彻底变成了一个旋转的陀螺。公司递来的通告照单全收，无论是综艺、晚会还是影视剧，他来者不拒，常常一天辗转三个城市，累到沾床就睡，仿佛要用无休止的忙碌，麻痹那颗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总是笑着回答“趁年轻，多做点事”，眼底却藏着一片深不见底的疲惫。只有在深夜收工，独自一人坐在保姆车里时，他才会拿出手机，翻出那张七个人的合照，手指一遍遍划过严浩翔的脸，眼泪无声地打湿屏幕。

　　马嘉祺和丁程鑫也离开了那个承载了太多回忆的公寓。他们接了一部跨国合作的电影，常年在国外拍摄，偶尔回国，也只是短暂停留，匆匆处理完事情就离开，像是在刻意躲避着什么。

　　刘耀文是最后一个搬走的。

　　他收拾东西的时候，动作很慢，仿佛想把每个角落的回忆都刻进心里。张真源的吉他被他小心地装进琴盒，放在了储藏室最深处；严浩翔的乐谱本被他收进箱子，上面还留着贺峻霖偷偷画的小涂鸦；宋亚轩没带走的那件黑色大衣，他洗干净熨烫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了衣柜最上层。

　　公寓变得越来越空，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客厅中央，看着那些空荡荡的房间，听着窗外的蝉鸣，他突然觉得，这个夏天安静得可怕。

　　搬走那天，他最后看了一眼公寓，轻轻带上了门。门“咔哒”一声关上，像一个时代的落幕。

　　时间是最残忍的良药，也是最温柔的推手。

　　一年后，刘耀文参加了一档访谈综艺，聊起“挚友”这个话题时，主持人笑着问他：“听说你从小就在一个团体里，和兄弟们感情很好？”

　　镜头怼在他脸上，清晰地映出他眼底的波动。刘耀文顿了顿，嘴角扬起一个温和的笑，声音却带着不易察觉的沙哑：“嗯，我很幸运。”

　　“从小就遇到了六个非常好的哥哥。”

　　他没有说太多，只是简单地描述着那些模糊的片段——有人在他被欺负时把他护在身后，有人在他练舞受伤时笨拙地给他涂药，有人在他迷茫时耐心开导他，有人在他取得一点成绩时比他还开心。

　　“他们教会我很多东西，”刘耀文的目光望向镜头之外，仿佛穿过了时空，看到了那些鲜活的身影，“教会我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坚持，什么是……家人。”

　　说到“家人”两个字时，他的声音微微发颤，眼眶不受控制地红了。他迅速低下头，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掩饰住眼底的湿意。

　　现场很安静，没人说话。观众席上，有老粉捂着嘴，眼泪无声地滑落。

　　节目播出后，#刘耀文六个哥哥#的词条冲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粉丝们晒出七个人的旧照，诉说着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故事，字里行间全是怀念和心疼。

　　贺峻霖在外地录综艺，休息时刷到这条热搜，看着视频里那个努力忍着眼泪的少年，终于忍不住蹲在后台哭了起来。马嘉祺和丁程鑫在国外看到新闻，两人站在酒店的落地窗前，望着异国的夜景，久久没有说话，只有紧握的双手，泄露了彼此的情绪。

　　而那个空荡的公寓，始终没有人再回去。

　　偶尔有新搬来的邻居，会看到那个紧闭的房门，听到保洁阿姨闲聊时说“以前这里住了七个很要好的少年，天天吵吵闹闹的，可热闹了”。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空荡的客厅，落在地板上，拉出长长的光斑。墙角的盆栽早已枯萎，书架上的书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只有那张被遗忘在茶几底下的合照，还清晰地映着七个少年的笑脸，像一个永远不会褪色的梦。

　　长江国际的夏天还在继续，蝉鸣依旧，阳光依旧，只是那些曾经在阳光下奔跑的少年，散落在了时光里，再也没能聚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