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源头初现形

周春兰从看守所出来时，天已经黑了。街边的煤油灯亮着，风吹得灯罩响。她站在县医院门口等拖拉机，手里拿着空帆布包。窝头被贺峻岭吃光了，急救包也留在他那儿。

阿香托人带话，说卫生所昨天来了个陌生男人，穿一件洗旧的中山装，到处打听她和贺峻岭的事。那人没挂号，也不看病，在药柜前转来转去，还翻她的登记本。阿香抢回本子，瞪着他走了。

周春兰皱眉，心想谁会查一个护士的登记本？正想着，一辆破三轮车开过来。司机探头问：“周护士？上车吧，顺路回镇。”

她爬上车斗，坐在一堆麻袋中间。车子路过供销社，看见王婶的孙子蹲在台阶上啃烧饼。那孩子十三四岁，外号叫“小尾巴”，最爱传话，嘴特别快。

他一看到周春兰，立刻站起来，眼神闪躲。

“哟，军嫂回来啦？”他干笑两声，“听说你去看你男人了？他还活着吗？”

周春兰不理他，抱着包往麻袋里缩了缩。

小尾巴又靠近一点：“我奶奶说，你男人是逃兵，要枪毙的。”

周春兰抬头：“你奶奶说的？那你奶奶年轻时偷摘集体苞谷，被民兵追到河沟摔断腿的事，怎么不说？”

小尾巴脸红了：“那是以前的事！”

“你现在说的话也是以前的事。”周春兰冷笑，“有本事去部队问，别在这儿乱讲。”

车子一颠，她差点撞上棚子。再抬头，小尾巴已经不见了，地上只剩半块烧饼渣。

回到镇上已是半夜。卫生所灯灭了，阿香趴在桌上睡着了，手底下压着一张纸条。周春兰轻轻抽出来，上面写着：“有人问你婚事，穿绿军装但没领章，说话带外地口音。”

她心里一紧。

第二天一早，她开门上班。刚摆好体温计，门外进来一个男人，三十多岁，瘦高个，穿一件旧军绿色外套，袖口磨得起毛。他不看病，只问：“你是周春兰？”

“我是。”她擦着听诊器，“有事？”

“听说你丈夫在边防？”男人站着不动，声音平平的，“他最近回家了吗？”

周春兰抬眼：“你是谁？”

“我是老乡。”男人笑了笑，“以前和贺峻岭一个连队的。”

“哦？”她放下听诊器，“哪个连？几排几班？指导员叫什么？”

男人愣住：“这……我不太记得了。”

“那你不是他战友。”周春兰拿起注射器，“我们这儿打预防针，你要打甲肝还是流脑？不打就让开，后面有人等着。”

男人退了一步，转身走了。

中午吃饭时，阿香端着饭盒进来：“那人走了，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往王婶家去了。”

周春兰吃了两口饭，突然想起什么：“王婶家最近是不是常来人？”

“可不是！”阿香一拍大腿，“前两天有个戴帽子的男人，站在她家门口抽烟，也不进去。我问王婶，她说是个远房侄子，可我从来没见过。”

周春兰放下碗，走到窗边。阳光照在晾衣绳上，那件军装还在外面挂着，轻轻飘着。

下午出诊回来，她在巷口碰见王婶。王婶挎着菜篮，一看见她就想走。

“王婶！”周春兰喊住她，“你孙子昨天在县里见到我，说我男人要枪毙，这话谁教他说的？”

王婶回头，脸色发白：“小孩子胡说，你也信？”

“那穿军装的男人呢？说是贺峻岭战友，连他们连队都说不出来。”周春兰走近一步，“你家来的‘远房侄子’，真是亲戚？”

王婶嘴唇抖了抖：“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周春兰盯着她，“有人想搞事，拿你当喇叭。你要是不想哪天被叫去派出所念《治安管理条例》，就老实点。”

王婶猛地甩手：“你吓唬我？我可是群众！我有权关心军属情况！”

“你有权。”周春兰点头，“但你没权乱说别人婚姻。再让我听见一句瞎话，下次我不拿注射器，改拿体温计——插你嘴里，让你发三天高烧。”

王婶气得直哆嗦，提着篮子跑了。

傍晚，周春兰在后院烧废纱布，火苗窜起来，墙上的影子乱晃。阿香跑进来：“不好了！李家媳妇说她男人今早在河边看见一个拿枪的，躲在芦苇里，穿野战服，但没戴帽徽！”

周春兰手一顿。

“他还看见那人和王婶的‘侄子’说话！”阿香压低声音，“两人递烟，还比划地图！”

火堆啪地炸了一声。

周春兰看着火焰，忽然问：“王婶家后窗，是不是正对着边防线的瞭望塔？”

阿香吸了口气：“你是说……她家成了哨点？”

周春兰没说话，把铁锹靠在火堆旁，转身进屋。

她从枕头下拿出红本本，翻开，手指划过贺峻岭的名字。然后她抽出登记簿，翻到那天被陌生人翻过的那一页——上面有几道指甲划痕，像是故意留下的。

她合上本子，吹灭油灯。

窗外风刮着，远处王婶家亮了灯，窗帘没拉严，里面站着一道黑影，手里好像拿着望远镜。

周春兰站在屋里，一动不动。

她轻声说：“原来谣言不是嘴碎，是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