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四日,教权保护局出现转机。奉根大的技术取证和禾芷提供的资金转账记录核对完毕,铁证如山。检察厅宣布罗华振、任含琳无嫌疑,予以释放。崔部长在办公室里坐了四天三夜后,终于在椅子上睡着了。
然而,一个更严峻的案子摆在教权保护局面前。
清晨七点,教权保护局办公室。罗华振和任含琳坐在会议桌旁,桌上放着一份来自首尔江西区某小学的求助档案。

“崔智善,”任含琳翻开档案,语速不紧不慢,“二十九岁,小学三年级班主任。从今年三月开始持续遭受学生金宇振母亲的骚扰。内容包括每天数十个电话、社交媒体消息轰炸、跟踪窥探住址、在校外家长群组散布恶意谣言、教唆其他家长联名投诉。上周,崔智善在教室里试图用裁纸刀割腕,被同事及时发现。”
罗华振翻看着崔智善的照片,二十九岁的女人,脸年轻得像刚毕业的大学生,但眼睛下面的青黑浓重得像被人用炭笔抹过。
“金宇振。小学三年级。成绩中下,上课走神。崔智善尝试过提醒家长注意孩子的专注力问题,被金宇振母亲解读为‘老师歧视我的孩子’,从此开始长达三个月的骚扰。”
奉根大合上电脑,银框眼镜后面的目光比平时凝重。
“电话轰炸、跟踪窥探、散布谣言、煽动群起而攻之,全部内容已截图备份。跟踪窥探的监控录像已经从物业那边拿到,她至少六次在崔智善家门口徘徊,按门铃,然后跑掉。”
任含琳站起来,拿起桌上的档案。
“我去这个班当实习老师,近距离看看金宇振母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罗华振按住那份档案:“我去。”
任含琳看了他一眼。
“你?”她第一次在罗华振脸上看到这种表情——不是愤怒,不是冷酷,而是某种她没见过的东西,像一层薄薄的冰覆盖在火山口上,“你知道教一年级小孩有多累吗?”
罗华振看着她没说话。
他想起那本旧日记。黑色的封面,边角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内页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他坐在崔智善空出来的办公桌前,第一天翻开那本日记的时候,扉页上只写了一句话——“金敏英,2022年3月入职。”
金敏英。罗华振知道这个名字,在教权保护局的内部档案里,那是一份从未被正式打开过的卷宗。她在入职第三年的时候因为不堪家长长期骚扰选择离职,离职后第四个月在出租屋里被发现。死因写的是“抑郁症”,但罗华振翻过她的病历——她离职前连续看了七个月的心理医生,病历上反复出现同一个词:骚扰。家长群组里的匿名消息,深夜响不停的电话,恶意的指控。金敏英最终选择结束一切。
罗华振合上日记本。崔智善和金敏英的遭遇一字不差:同样是新入职的小学女老师,同样被某个长期持续性的恶意家长盯上,同样是电话轰炸,同样是社交媒体造谣,同样是在崩溃边缘选择死。像同一根树枝上的两片叶子,在同一阵风里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