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神经内科的夜班护士。

监控录像显示，每晚凌晨三点，我都会独自走进太平间。

对着空荡荡的三十七号床位，温柔地给“病人”翻身、拍背、打针。

同事说我最近瘦得吓人。

他们不知道，那位病人每晚都会开口说话。

她说：“护士，你为什么不看看自己的手？”

今天我才发现——

我苍白的手臂上，密密麻麻全是输液针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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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四十七分，走廊尽头的感应灯又亮了。

我没动，笔尖悬在交班记录本上方，听那盏灯“啪”地一声亮起，几秒后再“啪”地熄灭。神经内科二病区到了这个点就是这样，灯管老化，蚊子撞上去都能触发。

二十秒后，它又亮了。

我抬起头。

走廊空荡荡的，夜灯把地板照成一条泛白的带子，护士站的日光灯在这头，太平间的门在那头。感应灯夹在中间，不明不白地亮着，照不出任何东西。

我低头继续写记录。

三十七号床，凌晨三点翻身叩背，Q4h。

我已经写了三个月这样的记录。三十七号床是临终关怀床位，脑干出血后植物状态，家属签字放弃有创抢救，只做基础护理。老太太多脏器衰竭，瘦成一把骨头，翻身时要垫三块软枕才能不压坏皮肤。

但她没有痛苦。至少我这么告诉自己。植物人没有意识，不会痛苦。

笔尖在本子上洇出一个墨点。

——三个月了，我一直这么告诉自己。

凌晨三点差三分。我放下笔，从护士站起来。

走廊尽头的感应灯第三次亮起。这一次，它没有熄灭。

太平间的门比我记忆中更重。

每天凌晨三点推开它，我都要用上整个身体的重量。门轴从不上油，锈死的转轴在夜里发出的声音像老人的叹息。门后是一条五米长的通道，两边是冷柜，通道尽头有一扇玻璃门，门后是六张床位。

其中一张，编号三十七。

今天夜里，老太太的气色似乎好了些。

我拉开玻璃门，感应灯自动亮起，昏黄的光落在第三十七号床位上。老太太侧躺着，背对着我，瘦削的肩膀在被单下微微隆起。

“阿姨，翻身了。”

她没有动。我走到床边，把手伸进被单下，触到她冰凉的皮肤。死人不是这个温度——我摸过死人，他们冷得发硬，像刚从冰柜里拿出来的肉。老太太不是，她只是凉，凉得像是刚从室外走进来。

我托住她的肩膀和髋部，把她翻向另一侧。

被单下露出一只手。

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手——皮肤苍白，青筋浮起，手背上有一个新鲜的针眼，周围泛着淡青色。那是输液留下的痕迹。

我把软枕垫进她的腰下，开始叩背。掌心弓起，从下往上，一下一下，沿着脊柱两侧。植物人不会咳，但痰会自己往气管走，不叩就会窒息。

这是我每天夜里唯一能为她做的事。

叩到第七下的时候，她开口了。

“护士。”

我的手停在半空。

三个月。三个月她从来没说过话。

“护士，”她的声音很轻，像砂纸磨过木板，“你为什么不看看自己的手？”

我低头。

我的两只手正撑在她身侧，一只手苍白，一只手更苍白。手背上有几个红点，像是被蚊子咬过，又像是——

我收回手，把手藏进护士服口袋里。

“阿姨，您说什么？”

她没有再开口。太平间里只剩下空调运转的嗡鸣。

第二天交班时，小周盯着我看了很久。

“云姐，你最近是不是没睡好？”

我在交班记录上签字，没抬头：“还行。”

“瘦了好多。”她把一袋豆浆放在我手边，“早饭吃了吗？”

“不饿。”

“你天天不饿，夜班连着上，谁受得了。”小周压低声音，“护士长都说了，让你去查个体，你这脸色……”

我抬起头，从护士站的玻璃隔断里看见自己的脸。

颧骨凸出来，眼窝凹进去，皮肤白得像太平间那扇玻璃门。玻璃上映出我的白大褂，领口松垮垮地挂着，明明三个月前才领的新制服。

“没事。”我说。

小周欲言又止。她低下头假装整理病历，声音从刘海后面飘出来：“云姐，监控室的老陈说，他最近老看见你……半夜去太平间。”

“我每天半夜都去，三十七号床，三点翻身叩背。”

“可是……”她的声音更低了，“三十七号床两周前就死了。”

我签字的笔顿住了。

“家属签字拔管那天你休息，是我收的尸。”小周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云姐，你给她翻了半个月的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