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1

1975年，松山岛，江德华把二哥的来信揉成一团，又慢慢展平。

“德福，这次说啥？”嫂子安杰端着搪瓷杯走过来，看见小姑子的手在抖。

“二哥说，他战友的弟弟在老家煤矿工作，三十八岁，媳妇前年病死了，留下俩孩子。”德华的声音很轻，“说人老实，挣得不少，我过去就能当家。”

江德福从里屋出来：“这个条件可以啊！你总不能老在服务社当临时工……”

“我不嫁。”德华抬起头，眼里是安杰从未见过的光，“我要上学。”

空气凝固了。江德福张着嘴，安杰放下杯子。窗外的知了叫得撕心裂肺。

“你都二十九了！上学？”江德福终于找回声音。

“夜校招成人，不要钱。”德华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招生简章，“我打听过了，每周一三五晚上，在小学上课。”

安杰接过简章，看了很久：“你想学什么？”

“先学认字。”德华说，“然后学打算盘，学记账。服务社的王会计说了，要是我能学会，就教我管账。”

江德福还要说什么，安杰拉住了他。

那天晚上，德华第一次走进夜校教室。黑板前站着个清瘦的年轻人，白衬衫洗得发白，袖口磨起了毛边。

“我叫陈默，是你们的老师。”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字迹遒劲有力。

德华盯着那两个字，突然觉得心跳得厉害。

陈默是北京来的知青，因为成分问题，没能返城，留在岛上小学教书。夜校是他主动申请的，不要报酬，只要学校给他一间宿舍。

“江德华同志，你的‘德’字写错了。”第一节课下课后，陈默指着她的作业本。

德华脸通红：“我、我只上过两年学……”

“没关系，我教你。”陈默在她旁边坐下，重新铺开纸，“你看，‘德’字中间要先写这个‘十’……”

他的手指修长，握笔的姿势很好看。德华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肥皂味，混着粉笔灰的气息。

就这样，德华开始了白天在服务社干活，晚上去夜校上课的日子。她学得慢，但认真。别人下课了，她还留在教室练。陈默批改完所有作业，总看见她还在那里，低着头，一笔一划。

“江大姐，该锁门了。”

“马上就好，陈老师。”她总是这样回答，然后收拾书包，跟在他身后，走在海岛寂静的夜路上。

有时候他们会说话。德华知道陈默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现在在干校；陈默知道德华的两个哥哥都是军人，她来岛上是为了不嫁人。

“不嫁人，以后怎么办？”一次，陈默问。

“学本事，自己养活自己。”德华说，声音在夜色里格外清晰，“陈老师，你说，人是不是不一定非得按别人安排的活？”

陈默停下脚步，月光下，他的眼镜片反着光：“是。就像我，他们都说我应该回北京，可我觉得在这里教书挺好。”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德华已经能读报纸了。那天晚上，她拿着《人民日报》冲进教室：“陈老师！你看！”

陈默接过报纸，手在抖。看完后，他沉默了足足五分钟。

“我要考。”他说。

“我也要考。”德华说。

陈默看着她，笑了：“好，我们一起。”

备考的三个月，是德华一生中最苦也最甜的时光。陈默整理复习资料，她负责抄写；她数学不好，他一遍遍讲；他政治薄弱，她就把《人民日报》社论背下来，和他一起分析。

服务社的工作不能丢，她就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凌晨三点起床背题，六点去服务社上班，晚上七点上课，下课后和陈默一起复习到深夜。

安杰给她送过几次鸡蛋，看见两个人头挨着头，在一盏台灯下，一个讲，一个记。她想说什么，最终只是轻轻放下东西，关上门。

考试前一天，陈默找到德华：“如果我考上了，你愿意等我吗？”

德华正在默写政治题，铅笔芯“啪”地断了。

“如果我考不上呢？”

“那我也不走。”陈默说，“我在岛上继续教书，你继续学习，我们明年再考。”

成绩出来，两人都考上了。陈默是全县第一，被北京大学录取；德华过了分数线，被省邮电学校录取。

分别前的晚上，他们坐在海边的礁石上。海浪拍打着岸，远处有点点渔火。

“四年。”陈默说。

“四年后我二十五，你二十九。”德华说，“都不年轻了。”

“那正好，成熟了，知道自己要什么。”

陈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支钢笔：“送给你。写信用。”

德华接过钢笔，又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工工整整写着：给陈默。下面是她的名字，和他教她的日期。

1978年秋天，德华背着行李走进省邮电学校的校门。她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也是最刻苦的。她学电报，学电话交换，学无线电原理。周末，别的同学出去玩，她在机房练习发报。

每个月，她都能收到陈默从北京寄来的信。信很长，讲北大的未名湖，讲图书馆的海量藏书，讲他又读了什么书，听了什么讲座。德华的回信总是很短，但每一封都工工整整，用他送的那支钢笔。

“陈默，我今天学会了维修总机。”

“陈默，我当了班长。”

“陈默，我参加了学校的数学竞赛，得了第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