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邮差
我搬进新公寓的第一天,邻居就告诉我这栋楼没有204房间。
第二天我却在电梯里碰到了从204出来的女人。
她穿着民国时期的蓝色碎花旗袍,手里拿着一封泛黄的信。
“能帮我送到203吗?”她声音轻柔,“我丈夫等这封信等了七十年。”
我接过信,发现收信人是我昨天刚认识的独居老人。
而邮戳日期是1949年5月7日。
搬进梧桐公寓的那天,雨水把旧楼道里陈年的灰尘气都泡发了,粘稠地糊在空气里。帮我抬箱子的邻居老陈,在203门口停下,抹了把汗,抬手指了指斜对面紧闭的深棕色木门。那门看着比其他的更旧,漆皮剥落得厉害,门牌锈蚀,但依稀能辨出是“204”。
“这间啊,你记住,”老陈压低了声音,喉头滚了滚,像咽下了点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整栋楼,就这一间,没有。别靠近,也别好奇。”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门缝底下黑黢黢的,不透一丝光。“没有?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老陈不愿多谈,拎起我的箱子,脚步匆忙地走向我的205,仿佛多停留一秒那门就会开似的。我回头又望了一眼,204安静地嵌在昏暗的走廊尽头,像一颗烂掉的、无人问津的蛀牙。
第二天是个阴天,云层低低压着。我出门时,楼道里的感应灯忽明忽灭。电梯从楼上下来,门“叮”一声滑开,我正准备迈进去,脚步却猛地刹住。
电梯里站着一个人。
一个女人。一身民国样式的蓝底碎花旗袍,裹着清瘦的身段,长发在脑后松松挽了个髻,露出细白的一截脖颈。她手里拿着一封信,信封是旧式的竖排黄纸,边缘已经起了毛,泛着年深日久的枯黄色。电梯惨白的光打在她脸上,那脸很素净,没什么血色,眉眼低垂着,看着自己手中的信。
我头皮一阵发麻,下意识去看电梯楼层显示板——刚才它明明是从上面下来的。女人似乎察觉到我,缓缓抬起眼。她的眼睛很大,却空蒙蒙的,没什么神采,像蒙了层江南的湿雾。
她朝我轻轻点了点头,嘴角似乎想弯一下,却没成功。然后她抬起拿着信的手,那手指纤细,苍白得几乎透明。
“先生,”她的声音也轻,像一阵随时会散的风,“能劳烦您,帮我把这封信送到203吗?”
我喉咙发干,目光无法从她手中那封信上移开。203,不就是昨天老陈特意提醒我的、那位独居老人的房间?
“我……我丈夫,”她顿了顿,空茫的眼里似乎掠过一丝极淡的、难以捕捉的哀切,“等这封信,等了七十年了。我……我送不到他手里。”
七十年前?我后背倏地窜起一股凉气。可鬼使神差地,在那双眼睛的注视下,我竟伸出了手。指尖触到信封的刹那,一股冰凉的、带着旧纸和灰尘的气息顺着手臂蔓延上来。
“多谢您了。”她轻轻说完,电梯门缓缓合拢。我死死盯着缝隙里她最后一片蓝色的衣角,直到门彻底关闭,金属面映出我惊疑不定的脸。电梯没有运行的声音,它就那样静静停着。
我猛地回过神,低头看手里的信。信封没有贴邮票,正中央是毛笔写的竖排小楷,字迹工整却透着股说不出的哀婉:“夫君 亲启”。右下角是打印的邮戳,红墨已褪成陈旧的暗褐色,上面的日期却清晰得刺眼——
中华邮政卅八年五月七日
卅八年……1949年!
我捏着那封薄薄的信,却觉得有千斤重。七十多年前寄出的信?那个穿旗袍的女人……老陈警告过的“不存在的204”……还有,203那位等信的“丈夫”?
混乱的思绪搅成一团。我走到203门前,抬起手,却迟迟不敢落下。门的那一边,是一个活在2026年的独居老人。门的这一边,我手里捏着来自1949年、一个幽魂般的女人的嘱托。
如果老陈说的是真的,这栋楼没有204。
那刚才那个女人,是从哪里出来的?
这封信,又究竟要送到谁的手中?
我终于敲响了203的门。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闷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