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月嫂

我在顾家做了三年月嫂，吃的都是产妇剩下的残羹冷饭。

顾太太当着我的面把红烧肉倒进垃圾桶：“月嫂怎么能吃肉？乡下人不懂规矩。”

我低着头，什么都没说。

那天是我最后一天上班。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也是我新生活的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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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家回来的第四十三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号码陌生，归属地是长安。我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脑子里闪过无数张脸——顾太太，周秘书，还有那个站在二十六楼落地窗前的男人。

我接起来。

“李阿姨，是我。”

是周秘书的声音。

我握着电话，站在院子里。秋天的太阳暖洋洋的，晒得人后背发烫。墙角的桂花开了，香气一阵一阵飘过来，浓得化不开。

“李阿姨，”他说，“您最近有空吗？我想请您来一趟长安。”

我沉默了一会儿。

“什么事？”

他在电话那头顿了顿。

“顾太太想见您。”

顾太太。

我在心里把这个称呼过了一遍。离开顾家四十三天了，那扇门，那间保姆间，那张我睡了三年多的窄床，那些吃过的残羹冷饭，好像都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

“她还好吗？”我问。

周秘书沉默了一下。

“您来了就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儿子从屋里出来，问我：“妈，谁的电话？”

我说：“以前雇我的那家。”

他愣了一下：“顾家？”

我点点头。

他走过来，站在我旁边，看着我。

“妈，”他说，“你还去吗？”

我看着墙角的桂花，看着那一簇簇金黄色的小花，看着风把它们吹得轻轻摇晃。

“去。”我说。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去长安的大巴。

六个小时的车程，窗外的风景从田野变成山峦，从山峦变成楼房。我靠在座椅上，看着那些飞快掠过的景物，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想，又什么都没想。

儿子送我上车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了很多话。他说妈你注意身体，妈你早点回来，妈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我听着，点头，拍拍他的手背。

他今年十九了，比我当年去顾家的时候还大两岁。他考上大学了，在省城，学的是计算机。他说毕业以后要赚钱，买个大房子，接我过去住。

我说好。

车子进了长安市区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周秘书在车站出口等我，穿着便装，没打领带，看起来比上次见面的时候瘦了些，也老了些。他看见我，远远地招了招手。

“李阿姨，”他接过我的包，“路上累了吧？”

我说还好。

他带着我往停车场走，一边走一边说：“顾太太在家等您，晚饭都预备好了。”

我没说话。

车子穿过长安的街道，经过那些我曾经走过无数遍的地方。那个菜市场，我每天早上五点去那里买菜，跟卖菜的大姐讨价还价，为了省几毛钱。那家药店，我进去给顾太太买过好多次药，她产后恢复不好，老出汗，中医开了方子，我去抓药。那个公交站，我每个月休息的那天，会坐车去城西找我老乡，她是做保洁的，我们约着一起吃顿饭，说说话。

车子停在那个熟悉的小区门口。

二十六楼。

电梯上行的时候，我盯着那一格一格跳动的数字，心跳也一格一格加快。

门开了。

顾太太站在门口。

她瘦了很多。

比我离开的时候瘦多了。脸上的肉没了，颧骨凸出来，眼睛显得特别大，眼眶底下两团青黑，一看就是没睡好。她穿着一件家常的毛衣，头发随便挽着，没化妆，看起来老了十岁。

她看着我，眼眶慢慢红了。

“李姐。”她喊了一声，声音有点抖。

我站在电梯门口，看着她。

“进来吧。”她说。

我走进那扇门。

客厅还是那个客厅，落地窗外还是那片江景。可有什么不一样了。我说不上来是哪里不一样，就是觉得整个房子都变了，变空了，变冷了，变得不像我认识的那个顾家了。

茶几上摆着一束花，白色的百合，有几朵已经蔫了，花瓣边缘泛着枯黄。

沙发旁边的地上放着几个纸箱子，封着口，上面写着“书”“衣服”“杂物”之类的字。

顾太太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扯了扯嘴角。

“收拾收拾，”她说，“准备搬家了。”

我没问为什么。

她也不说。

晚饭是周秘书做的。

四菜一汤，红烧肉，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一个排骨汤。他把菜端上桌，摆好碗筷，说：“李阿姨，您坐。”

我坐下来。

顾太太坐在我对面。

周秘书坐在一边。

三个人，一桌菜，谁都没说话。

顾太太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我碗里。

“李姐，”她说，“你吃。”

我低头看着那块肉。油亮亮的，颤巍巍的，冒着热气。

我拿起筷子，夹起来，放进嘴里。

肥而不腻，入口即化，是那个味儿。

我嚼着那块肉，眼眶忽然有点热。

吃完饭，顾太太让周秘书先回去了。她拉着我坐到沙发上，泡了两杯茶，一杯推到我面前。

“李姐，”她说，“我想跟你说说话。”

我点点头。

她捧着那杯茶，低着头，看着杯子里浮起来的茶叶，半天没说话。

我就那么坐着，等着。

窗外的夜色很浓，江对面那片写字楼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像撒了一地的星星。江面上有船经过，呜呜的汽笛声传上来，闷闷的，像什么东西压在胸口。

过了很久，她开口了。

“房子没了。”她说。

我没说话。

“顾建国把房子卖了。”她说，“卖给周秘书的那个，是假的。真正的买主是债主那边的人，早就盯上这套房子了。顾建国欠了他们三百多万，还不上，就拿房子抵了。”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

“李姐，你知道吗，这房子其实早就不是我的了。半年前就不是了。我一直被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

我看着她。

她的眼睛红红的，但没有眼泪。

“那天你走之后，”她说，“周秘书来找我了。他把什么都告诉我了。顾建国在外面欠的那些钱，他怎么偷偷把房子过户的，他打算怎么瞒着我。还有你。”

她顿了顿。

“他说，是你告诉他的。那些首饰，那个存折，那把保险柜的钥匙。”

我低下头去。

“李姐，”她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我沉默了一会儿。

“我告诉您，”我说，“您信吗？”

她愣住了。

我抬起头来，看着她。

“太太，”我说，“我在您家三年，您什么时候信过我？”

她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客厅里很静，静得能听见墙上的钟在走，滴答，滴答，一下一下。

她低下头去，捧着手里的那杯茶，茶早就凉了。

“李姐，”她说，声音闷闷的，“对不起。”

我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在顾家住了下来。

不是住保姆间，是住客房。

顾太太给我铺了新床单，拿来新被子，枕头也是新的，软软的，有一股太阳晒过的味道。她站在门口，看着我，说：“李姐，你早点睡。”

我说好。

她转身走了。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很久很久睡不着。

这张床真软，比保姆间那张硬板床舒服多了。这间屋子真大，比那间朝北的小房间大多了。这扇窗户真亮，月光从外面照进来，照得满屋都是银白色的光。

可我还是睡不着。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全是这些年的事。

那些凌晨四点的清晨，那些吃剩的残羹冷饭，那些洗不完的尿布拖不完的地。顾太太那些挑剔的眼神，那些不经意的话，那些从来没正眼看过我的时候。

还有她刚才说的那句话。

对不起。

三个字。

我在她家三年，第一次听见她说这三个字。

窗外的月光慢慢移动，从床脚移到床头，从床头移到墙上。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顾太太已经在厨房了。

她系着围裙，站在灶台前，锅里咕嘟咕嘟煮着什么东西。听见动静，她回过头来，冲我笑了笑。

“李姐，起来了？早饭马上好。”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

她拿着勺子，搅着锅里的粥，动作有点笨拙，一看就不常做饭。灶台上摆着几碟小菜，有酱黄瓜，有榨菜丝，有腐乳，还有一碟她自己拌的萝卜条。

“我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她说，“就随便弄了点。”

我走过去，看了看那锅粥。

小米粥，熬得稠稠的，上面浮着一层米油。

“我来吧。”我说。

她愣了一下，往旁边让了让。

我接过勺子，搅了搅锅里的粥，关小火，盖上盖。然后从碗柜里拿出两个碗，两双筷子，摆在餐桌上。

她站在旁边，看着我做完这一切。

“李姐，”她说，“你……你还愿意跟我说话吗？”

我回过头去，看着她。

她站在厨房门口，穿着家常的衣服，头发随意挽着，脸上带着小心翼翼的表情。她不是那个颐指气使的顾太太了，不是那个当着我面把红烧肉倒进垃圾桶的顾太太了。她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站在我面前，等着我原谅她。

我看着她。

“太太，”我说，“吃饭吧。”

后来我在长安又待了三天。

那三天里，顾太太跟我讲了很多事。

讲她跟顾建国怎么认识的。那时候她才二十出头，在老家的小县城当老师，顾建国是来县里做生意的外地人，年轻，有干劲，会说好听的话。她爸妈不同意，说外地人靠不住，她不听，偷偷跟顾建国领了证，来了长安。

讲她这十年的日子。顾建国的生意起起落落，她也跟着提心吊胆。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买了这套房子，生了孩子，以为终于熬出头了。没想到等来的是这样的结果。

讲她发现真相那天。周秘书拿着那些文件，一样一样摆在面前，她看了半天没看懂。后来看懂了，人就瘫在地上了。她说她这辈子没那样哭过，哭得喉咙都哑了，哭得喘不上气，哭得两个孩子都吓坏了，抱着她一起哭。

讲她这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打官司，找律师，跟债主谈判，想办法保住一点东西。她说她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要面对这些。她一直以为自己是顾太太，是这个家的女主人，有丈夫撑着，有房子住着，什么都不用怕。

她说：“李姐，我以前不知道，原来人活着，什么都得靠自己。”

我听着，不说话。

她问我：“李姐，你是怎么撑过来的？”

我想了想。

“我儿子。”我说，“就想着他。”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低下头去，轻轻说了一声：“我也是。”

那三天里，我帮着她收拾东西。

那些纸箱子一个一个打开，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分类，打包，该留的留，该扔的扔。孩子的衣服，她的衣服，顾建国的衣服。书，照片，零零碎碎的小物件。

她拿起一张照片，递给我看。

是他们的结婚照。她穿着白纱，他穿着西装，两个人站在一起，笑得很好看。

“那时候多好啊。”她说。

她把那张照片放进了要留下的那个箱子里。

走的那天早上，她送我去车站。

还是那个车站，还是那个出口，只是这一次是她送我。

她站在我面前，拉着我的手。

“李姐，”她说，“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说：“回老家，陪儿子。”

她点点头。

“他今年高考？”

“考完了，考上了。”

她笑了笑，笑容有点勉强，但是真的在笑。

“真好。”她说。

车来了。

我上了车，坐在靠窗的位置。她站在车窗外，冲我挥手。

车子发动了，慢慢往前开。她还站在那里，挥着手，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车站的人群里。

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耳边是车轮碾过地面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心跳。

回到老家以后，日子照常过。

儿子去省城上大学了，一个月回来一次。我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种点菜，养几只鸡，没事的时候去村里的老人活动中心坐坐，跟那些老头老太太打打牌，说说闲话。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种菜，养鸡，打牌，等儿子回来。

简单，平淡，没什么不好。

那年冬天，顾太太又给我打电话了。

她说她在省城租了房子，离我儿子学校不远，两室一厅，够她和两个孩子住了。她说她找了一份工作，在超市当收银员，跟我当年一样。她说孩子们都挺好的，老大上幼儿园了，老二也学会走路了，会叫妈妈了。

她说：“李姐，我想请你来省城。”

我愣了一下。

“来干什么？”

她在电话那头顿了顿。

“帮我带孩子。”她说，“我上班的时候，你帮我看着他们。我给你开工资，跟以前一样。”

我没说话。

她又说：“李姐，我一个人，真的撑不住。”

我握着电话，沉默了很久。

窗外在下雪，细细的，密密的，一片一片落下来，落在院子里，落在墙角的桂花树上，落在儿子小时候玩过的那个秋千上。

我想起那些年，我一个人撑着的日子。

那些凌晨四点的清晨，那些吃剩的残羹冷饭，那些洗不完的尿布拖不完的地。我一个人撑过来了，因为我有个儿子，我得把他养大，供他读书，让他过上好日子。

可她呢？

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什么都没有。

“李姐，”她在电话那头说，声音有点抖，“你……你还愿意来吗？”

我看着窗外的雪。

雪越下越大了，院子里白茫茫一片，连秋千都看不清了。

“来。”我说。

过了年，我去了省城。

她在车站接我，带着两个孩子。老大是个男孩，三岁多，虎头虎脑的，见了我也不认生，拉着我的手叫“奶奶”。老二是女孩，刚会走路，扎着两个小揪揪，躲在妈妈身后，探出半个脑袋看我。

她瘦了一点，气色比去年好多了。头发剪短了，显得精神。穿着一件羽绒服，普普通通的，但干干净净。

“李姐，”她说，“路上累了吧？”

我说还好。

她接过我的包，老大拉着我的手，老二让妈妈抱着，我们一起往出站口走。

外面也在下雪。

省城的雪比老家大，一片一片落在身上，落在头发上，落在睫毛上，凉丝丝的。

老大伸出手去接雪花，接住一朵，高兴得直跳。

老二从妈妈怀里探出头，也伸出一只小手去接。

她看着两个孩子，笑了笑，又转过头来看着我。

“李姐，”她说，“谢谢你。”

我摇摇头。

“走吧，”我说，“回家。”

她租的房子在城边一个老小区里，六楼，没电梯。

两室一厅，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里摆着几件简单的家具，沙发是旧的，茶几是旧的，电视也是旧的，但擦得一尘不染。阳台上晾着孩子的衣服，花花绿绿的，在风里轻轻晃着。

她把最大的那间卧室让给了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住小间。

我说不用，我住小间就行。

她不肯。

“李姐，”她说，“你来帮我，就是我们家的人了。怎么能让你住小间？”

我没再说什么。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桌子菜。

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鲈鱼，蒜蓉青菜，还有一个排骨汤。她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老大在旁边捣乱，老二抱着她的腿要抱抱。她一边忙一边哄孩子，手忙脚乱的，但脸上一直带着笑。

吃饭的时候，她给两个孩子夹菜，也给我夹。

“李姐，你多吃点。”

我低头看着碗里那块红烧肉。

油亮亮的，颤巍巍的，跟她当年当着我的面倒进垃圾桶的那些一模一样。

我夹起来，放进嘴里。

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我嚼着那块肉，眼眶忽然有点热。

后来我就这么住下了。

每天早上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做早饭，送老大去幼儿园，回来带老二。中午做午饭，哄老二睡觉，收拾屋子。下午去接老大放学，回来做晚饭，等她也回来，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

周末的时候，她会带两个孩子出去玩。有时候去公园，有时候去商场，有时候就在小区里晒太阳。我也跟着去，帮着看看孩子，推推推车，递递水壶。

小区里的人都以为我是孩子的亲奶奶。

我也不解释。

有一次，老二在我怀里睡着了，小小的身子软软的，暖暖的，呼吸轻轻的，像一只小猫。我抱着她，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晒着晒着，自己也快睡着了。

她下班回来，推开门，看见我们，愣了一下。

然后她笑了。

笑得很轻，很柔，眼睛弯弯的，像两弯月牙。

她走过来，低头看着老二，轻轻说：“睡着了？”

我说：“嗯。”

她在旁边坐下，也靠着墙晒太阳。

阳台上很静，只有风吹过的声音，偶尔有孩子的笑声从楼下传上来，远远的，像在另一个世界。

“李姐，”她忽然开口。

“嗯？”

她看着老二，沉默了一会儿。

“你说，”她说，“我能不能把孩子养大？”

我偏过头，看着她。

她没看我，就那么看着怀里的老二，看着那张小小的、白白嫩嫩的脸。

“能。”我说。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

我看着窗外。阳光很好，照得对面那栋楼明晃晃的，窗户反射着光，像一面面镜子。

“因为我养大了我儿子。”我说。

她没说话。

我继续说下去：“我一个人，在城里做保姆，做了十几年。他从小就没爹，我走了就没人管他，只能让他奶奶带着。我一年回去一次，有时候两年回去一次。他小时候见了我都认生，躲在奶奶身后不敢出来。他上学的时候我从来没去开过家长会，他生病的时候我也从来没在身边陪过。他高考那天，我在顾家拖地，连电话都不敢给他打，怕影响他。”

我顿了顿。

“可他长大了，考上大学了，现在在省城念书。”我说，“他跟我说，妈，等我毕业了，买个大房子，接你过来住。”

我转过头，看着她。

“你能。”我说，“你比我能。”

她看着我，眼眶慢慢红了。

然后她低下头去，把脸埋在老二的头发里，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没动，就那么坐在旁边，让阳光晒着我们。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下去。

春天的时候，老大上中班了，会背好几首唐诗，会写自己的名字，会跟妹妹抢玩具，抢赢了会跑来找我告状。妹妹会跑了，会叫人了，叫得最清楚的是“奶奶”，每次一叫，我心都要化了。

夏天的时候，她换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小公司做行政，工资比超市高一点，也没那么累。周末的时候，她带两个孩子去公园划船，我不会划，就在岸上等着，看他们三个在湖中央转圈，笑得前仰后合。

秋天的时候，老大上大班了，要准备上小学了。她给他报了幼小衔接班，每天放学回来要写作业，写得不耐烦就哭，哭完接着写。妹妹会背《静夜思》了，背得磕磕巴巴的，但能把四句都背下来。

冬天的时候，儿子放假回来，来看我。

他站在门口，有点拘谨，手里拎着水果和牛奶。

她开门，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就是小航吧？”她说，“快进来，李姐老提起你。”

儿子进来，看见我，喊了一声“妈”。

我应了一声，眼眶有点热。

那天晚上，她又做了一桌子菜。

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鲈鱼，蒜蓉青菜，排骨汤，跟第一次我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儿子坐在我旁边，两个孩子坐在对面，她坐在主位上，招呼着大家吃饭。

老大好奇地看着儿子，问：“你是谁呀？”

儿子说：“我是她儿子。”

老大看看我，又看看儿子，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说：“那你是哥哥？”

儿子笑了。

“对，我是哥哥。”

老二在旁边学舌，奶声奶气地喊：“哥哥，哥哥。”

儿子看着两个孩子，又看看我，脸上的表情有点复杂。

吃完饭，我送儿子下楼。

外面在下雪，细细的，密密的，落在头发上，落在肩膀上，凉丝丝的。

他走在我旁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

“妈，”他说，“你在这儿开心吗？”

我看着前方。

路灯亮着，照得雪地白茫茫一片。有几个人在雪里走，缩着脖子，脚步匆匆。

“开心。”我说。

他点点头。

“那就好。”他说。

到了公交站，车还没来。我们站在站牌底下，等着。

他忽然转过身来，抱了抱我。

很轻，很快，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松开了。

“妈，”他说，“我走了。”

我点点头。

他上了车，坐在靠窗的位置，冲我挥手。

我也挥手。

车子开走了，消失在雪里，越走越远，最后变成一个点，然后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雪落在身上，落在头发上，落在睫毛上，凉丝丝的，又暖洋洋的。

我转过身，往那个小区走。

六楼那扇窗户还亮着灯，暖黄黄的光，在雪夜里显得特别亮。

我一步一步往上走。

走到五楼的时候，听见上面传来开门的声音。

“李姐？”

是她的声音。

“哎。”我应了一声。

我继续往上走。

走到六楼，她站在门口，披着外套，手里拿着一条毛巾。

“擦擦，”她把毛巾递过来，“雪都落了一身。”

我接过毛巾，擦了擦头发，擦了擦脸。

她站在门口，看着我。

“小航走了？”

“走了。”

她点点头，往旁边让了让。

“进来吧，”她说，“外面冷。”

我走进那扇门。

屋里暖洋洋的，两个孩子已经睡了，客厅里亮着一盏落地灯，茶几上摆着两杯热茶，还冒着热气。

她给我倒了一杯。

“喝点热水，暖暖。”

我接过来，捧在

《月嫂》烟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