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开春,临江下了一个月的雨。
禁毒支队的办公室在刑侦大楼七层,窗户朝北,正对临江大桥。雨天桥上的车灯会拉出长长的光带,红的白的,一道一道划过玻璃。我常常站在那里发呆,老郑说我看桥的眼神像在等船靠岸。
我没告诉他,我等的是人。
三月中旬,一条线索从省厅转下来。
缅甸掸邦东部,大其力,某华裔线人传出消息——琴师近期在缅北频繁活动,可能与当地某武装势力有接触。情报附了几张监控截图,像素极低,依稀可辨一个女人背影。
我把截图放大。
160上下。长发束起。侧脸隐在阴影里。
经办人用红笔在档案袋上写了四个字:仅供参考。
我把档案袋锁进抽屉。
晚上回家,我翻出高中毕业照。三十二个人站成两排,林玥在第一排左起第四个,因为矮。她难得穿了裙子——藏蓝色,过膝,配白袜子黑皮鞋。头发还是用那支海棠银簪挽起来,碎发飘在耳边,没笑,嘴角有一点点弧度。
班主任当时说:“林玥,笑一下。”
她说:“这样就行。”
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
她失踪那年十七岁。今年该二十七了。
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四月十七。
我没能等到四月十七。
三月二十九号凌晨两点,我手机响了。
禁毒支队的值班电话,号码烂熟于心。
“云副支,”是小王,技术科新来的小伙子,声音压得很低,“有个境外号码打进举报专线,说要找您。”
我坐起来,后背贴在冰凉的墙上。
“接进来。”
电话那头传来嘶嘶的白噪音,像雨打在芭蕉叶上。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云副支队长。”
普通话,带一点南方口音。很平,没有起伏。
“我是临江禁毒支队云锦。你是谁?”
沉默。
“缅甸,大其力。”
他顿了顿。
“林小姐让我给您传一句话。”
林小姐。
我攥紧手机,指节发白。
“什么话。”
“‘47个,都活下来了。’”
电话挂断了。
我回拨。号码是空号。
那晚我没睡。坐在客厅沙发上,听着雨声打到天亮。
47个。
47个孩子。
城北纺织厂仓库那张照片,两个小女孩。还有45个。
她真的在数。一个一个救,一个一个数。
47。
她记得这么清楚。
四月中旬,缅甸方向传来第二条消息。
这次不是电话,是一封实体信件。牛皮纸信封,贴着缅甸邮票,邮戳是大其力。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地址,只有收件人信息:
中国临江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云锦 收
信件经过国际刑警转递,拆封时技术科全员在场。怕有毒物、粉尘、生物制剂——琴师是毒枭,谁知道她会寄什么。
结果什么都没有。
信封里只有一张照片。
5寸,柯达相纸,边角有点卷翘。照片上是一个土坯房的门口,阳光烈得刺眼。门口站着七八个孩子,高矮不一,穿得破旧但干净。他们冲着镜头笑,有缺牙的,有眯眼的,有抱着小狗崽的。
孩子们身后站着一个穿月白色新中式长裙的女人。
只有背影。
她微微侧身,正在给最小的女孩梳头。长长的微斜的八字刘海垂下来,遮住了脸。手腕上一根红绳,细细的,已经褪成浅粉色。
照片背面没有字。
技术科扫描了信封、相纸、指纹、DNA。什么都没留下。
小王小心翼翼地问:“云副支,这张照片……归入证物吗?”
我看着那根褪色的红绳。
高二那年端午节,林玥给我编过一模一样的。她说五色线辟邪,但我嫌花里胡哨不肯戴。她白我一眼,自己系在手腕上,一整个夏天没摘。
“归。”我说。
证物编号:2009-0417。
四月十七。
她的生日。
五月底,支队长正式赴省厅报到。
临走前他把办公室钥匙留给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七楼走廊的灯坏了,忽明忽暗,他的脸藏在阴影里。
“云锦,”他说,“禁毒这行,办案是往下挖,越挖越深,有时候会看见不该看的东西。”
我没说话。
“有人看见了,就调走了。有人看见了,就忘了。还有人看见了……”他顿了顿,“就再也出不来了。”
他拍拍我肩膀,没再说什么。
后来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六月初,我在整理积压旧案时,发现一份五年前的卷宗。
案由:2004年临江“6·14”贩毒案。
主犯:金某,缅甸籍,代号“老猴”。此人曾是缅北小有名气的中间商,专做滇西—临江一线的海洛因运输。2004年被临江警方抓获,判处死刑,同年12月执行。
卷宗很薄,证据链清晰,程序合法。唯一奇怪的是线人代号——
“海棠”。
卷宗第23页,附着一张线人费签收单。
2003年11月至2004年6月,“海棠”共提供有效情报9次,协助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缴获海洛因12.6公斤。签收单上只有编号,没有姓名。
经办人签字那栏,写着当年禁毒支队副支队长的名字。此人后调任邻省,五年前因车祸去世。
我拿着那张签收单,坐在档案室的地板上。
海棠。
她十七岁那年失踪。
2003年11月,她失踪刚满两个月。
9次情报。7名毒贩。12.6公斤海洛因。
那时候她在哪里。怎么联系上警方的。用什么名字。长什么样。有没有受伤。
没有人能回答。
唯一的经办人死了。线人编号早已废弃。“海棠”这个人,像一滴水蒸发在档案纸页上,只留下这半页泛黄的签收单。
我把签收单复印了一份,原件归卷,复印件夹进自己的笔记本。
然后我打电话给林玥的母亲。
号码存了十年,从没拨过。
响了三声,那头接起来。
“喂?”
林阿姨的声音老了。十年前那把沙哑的嗓子,现在更哑了些,像有砂纸在喉咙里打磨。
“阿姨,我是云锦。”
沉默。
“云锦……”她念这个名字,像念一段很久没翻开的旧日历,“小玥的同学。”
“是。”
又是沉默。窗外有车驶过的声音,很轻。
“你找阿姨有事?”
我张了张嘴。
本来想问她,林玥失踪前有没有提过什么特殊的事。有没有说过“海棠”这两个字。有没有留下任何,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关于她要去哪里的暗示。
可我什么都问不出口。
“……没事,阿姨。”我攥紧话筒,“就是……很久没联系您了,想问问您和叔叔身体怎么样。”
“好,都好。”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他爸爸前年退休了,在家养花。我报了老年大学,学国画。”
“那就好。”
“云锦。”
“嗯。”
“你在公安系统……是不是能接触到很多案子?”
我顿了一下。
“是。”
“那阿姨想求你一件事。”
“您说。”
她的声音终于有了波动。
“如果有一天,你看到小玥……别抓她。劝她回家。”
电话挂断了。
我握着话筒,站在办公室中央。窗外临江大桥的灯光一盏一盏亮起来,暮色四合,江水被染成暗金色。
原来林阿姨什么都知道。
或许不是全貌。但她知道女儿没有死,知道女儿在做危险的事,知道女儿可能再也不会回家。
她只是选择不说。
不说,是因为说出来就等于承认。
承认那个梳着丸子头、会雕橡皮花、总把校服熨得笔挺的女儿,从十七岁那年起,就已经不属于这个家了。
七月中旬,缅甸方向传来第三条消息。
这回不是线人,是国际刑警组织驻泰国的联络官发来的一封邮件。
附件是一段监控视频,时间戳2009年7月8日晚9时17分,地点缅泰边境某口岸。
画面里出现一辆灰色皮卡,车厢蒙着军绿色篷布。车停稳后,副驾驶座下来一个女人。
160左右。月白长裙,纯白外套。
她走到车尾,掀开篷布一角,往里看了一眼。监控太远,看不清表情。然后她放下篷布,对车里说了句什么,退回副驾驶座。
皮卡驶出口岸。
视频结束。
联络官附了一行英文:
“This person is believed to be ‘Qin Shi’. Do you confirm any ID information?”
(此人被认为是“琴师”。你是否能确认身份信息?)
我把视频来回放了十七遍。
每一遍,她掀篷布、侧头、转身——每一个动作我都刻进视网膜。
凌晨三点,我按下回复键。
“Unable to confirm.”
(无法确认。)
我的手悬在键盘上,指尖发凉。
不是不敢承认。
是不想让这段视频进入正式协查通道,被录入系统,盖上国际刑警的红色印章。
那样她就真的成了——跨国通缉犯。
而我还没准备好。
还没准备好亲手把她钉进那枚印章里。
八月底,老郑退休了。
欢送会开了三个小时,他喝了八两白的,把二十七年禁毒生涯倒了个干净。哪里线人叛变害死他搭档,哪里毒贩设伏他差点没走出来,哪里缴获的毒品堆成山,第二天又冒出新的渠道。
最后他举着酒杯,指着屋里所有年轻人:
“禁毒是打不完的仗,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有人起哄:“那您说还打个什么劲儿!”
他沉默很久。
“……打完了这一代,下一代就不用打了。”
散场后我去送他。他站在单位门口,手里拎着三十年警龄换来的纪念奖章,包装盒都没拆。
“云副支,”他回头看我,酒气还没散,“你还在查琴师?”
我点头。
他看了我一会儿。
“你是不是认识她。”
不是疑问句。
我没回答。
他也没追问。
“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他把奖章揣进外套口袋,“禁毒这行,最后都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他走下台阶,背影融进路灯的光晕里。
“保重。”
我站在原地。
临江的夜风已经带上了秋凉。
九月,支队迎来一年一度的业务考核。
体能、射击、战术推演、法律法规。我在公大练了四年,每一项都拿优秀。射击教官在评语栏写:“心理素质极佳,临场决策果断。”
我把评语折起来,塞进抽屉最深处。
他不知道,我在七年前那个雨夜,曾经对着一个160的背影,三秒钟没有开口下令。
那不是心理素质极佳。
那是心理防线决堤。
九月十九日,临江发生一起绑架案。
两名高中女生在放学路上失踪。监控拍到她们被推上一辆白色面包车,车牌被故意遮挡。
第二天清晨,面包车在老城区一条废弃巷道被发现。车里空无一人。
车座上放着一封信。
信封是素白底,左下角印着一枝水墨海棠。
信的内容只有一行字:
“邀请琴师少女时期唯一正确的观众,十日内到清音楼戏楼碰面。”
我把信纸放回证物袋。
手套没摘,指尖隔着乳胶隔着塑封隔着十年光阴,依然感受到那一行字滚烫的温度。
唯一正确的观众。
林玥。
你知道是我。
你知道我在这里。
你知道我会来。
那就碰面吧。
清音楼。
十日内。
——这次我不会再让你转身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