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赛因，你这几天晚上没关开关吗？

我的声音从床边传来。不是质问，是随口一问——藏红花水煮到第二壶，指示灯还亮着，我记得他每次用完都会把底座开关拨到off那一侧。

不会吧，我关开关的时候都看过的。

他背对着我。水壶底座蓝光幽幽，映在他手背，把那层浅小麦色镀成冷调。他拔下插头，指示灯熄灭。三秒后，他又把插头插回去。

指示灯没亮。

他按开关。on。指示灯没亮。off。on。没亮。

侯赛因把玻璃壶从底座上提起来。

没有红光。

他对着指示灯的位置左看右看。侧过来。眯起眼。拇指在原本应该亮灯的那片哑光塑料外壳上反复擦拭。灰尘？水渍？

没有。

他把壶放下。

动作很轻。轻得像电子战工程师在排查一段可疑信号前、先把所有常规变量归零的预备手势。

然后他扑向行李箱。

不是走。是扑。膝盖磕在床沿，床垫弹簧闷响一声。他拉开拉链——不是平时取衣服那层，是底层夹层，那个我从没见他打开过的、贴着伊斯法罕托运标签残角的暗格。

他拎出一个工具包。

黑色尼龙，拉链头磨损发白，体积比我想象中小得多。他单手扯开，金属碰撞声细碎密集。他从里面抽出一把螺丝刀。

十字头。手柄缠着防滑胶带，边缘被汗渍浸润成深色。

他转身。

走回书桌。

俯身。

螺丝刀尖端卡进加热底座边缘第一道缝隙。

“侯赛因。”

他没回答。

第一颗螺丝落在桌面，滚了两圈，停在那本《列王纪》封面上。德黑兰地铁票被震得偏移了半毫米。他没有管。

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

耐热外壳被他整片掀起，暴露出一团缠绕规整的彩色线缆——红黑黄白，像缩微版的德黑兰早高峰立交桥。他的视线沿着线束逐寸扫描，指尖轻拨开主控板，越过温控传感器，越过防干烧保险丝，越过那些为煮沸一壶藏红花水而设计的、无辜的工业元件。

然后他停住了。

指示灯。

那颗绿豆大小的LED，焊接在独立子板上，两根导线接入主板。他把它从卡槽里挑出来。

灯珠本身是透明的。当电流通过，它会亮起均匀的红光，模拟通电状态的视觉反馈。

但灯珠外壳与卡槽之间，嵌着一枚不属于原始设计的东西。

指甲盖大小。塑料。颜色与指示灯完全一致——一致到除非把它从卡槽里撬出来、对着光源看、才能发现那片虚假的透明外壳下，藏着一粒比米粒更小的、熄灭的镜头。

侯赛因的拇指停在半空。

三秒。

他没有回头。

“拉希德。”

“……嗯。”

“过来一下。”

我走过去。

站在他身后。他左肩。我们的距离比401走廊窄三厘米。我看见他后颈那道被洗发水泡沫淹没过的皮肤边界线，此刻正绷成弓弦待发的角度。

我看见他手心里那枚熄灭的摄像头。

很小。小到可以藏在任何地方。小到被塞进指示灯卡槽后，除了拆机，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发现。小到它的制造者从一开始就预设了它永远不会被看见。

除非。

侯赛因把摄像头放在桌面上。

镜头朝上。

熄灭的。空洞的。像一只被挖去瞳孔的眼睛。

他转过身。

仰起脸。

窗外广州十二月的暮色正在收拢，云层底边泛起稀释过的藏红花橙。那层暖光从窗帘边缘渗进来，落在他睫毛上，落在他瞳孔中央，把那层介于琥珀和深褐之间的底色镀成液态的、正在缓慢结冰的金。

他看着我说：

“你喝过那壶水。”

不是疑问。

我喝过。

这四天，他每次煮藏红花都会倒两杯。他自己那杯，和我这杯。杯底沉着舒展的花蕊，杯口雾气上升模糊视线。我端起杯，喝完，说谢谢，放回桌面。

四天。

摄像头每分每秒都在传输。

传输给谁？

传输到哪里？

传输了多少关于401宿舍的数据——关于电磁振荡频率、关于江风冻红的耳廓、关于银碟里两盒薄荷糖并排躺着、关于床间距从两米四压缩到负数所需的全部微积分推导？

我没有答案。

但侯赛因没有问我这些问题。

他看着我。瞳孔里那层液态金还在缓慢结冰，但不是冻住我。是冻住他自己——把愤怒、惊愕、恐惧、被入侵的耻辱感一并封存在零度以下的深水区，只留下水面之上、依然稳定的、电子战工程师式的信号分析逻辑。

“不是冲着你来的。”他说。

不是疑问。

是确认。

“……嗯。”我说。

“冲着我们来的。”

“……嗯。”

三秒。

他低下头。看着桌面上那枚熄灭的镜头。

“我知道了。”他说。

他没有说知道什么。没有说知道谁、为什么、下一步怎么办。他只是把摄像头翻过来，镜头朝下，扣在《列王纪》第187页那张德黑兰地铁票旁边。

然后他把螺丝一颗一颗捡起来。

放回掌心。四颗。他数了两遍。他拿起外壳，对准卡槽边缘，把螺丝重新拧回去。

他的动作很慢。慢得像在修复一件不可替代的、但已经被污染了的文物。

他没有说话。

我也没有。

401宿舍很安静。白噪音发生器运转。窗外的暮色从藏红花橙沉入蓝黑。运动场照明灯依次亮起。

他把底座装好了。

插头插回插座。

指示灯亮了。

红光均匀的、无害的、从透明灯珠内部稳定输出的光。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他把玻璃壶放回底座。

转身。

看着我。

三秒。

“拉希德。”

“……嗯。”

“今晚，”他说，“还煮藏红花吗。”

他没有问“还安全吗”。没有问“还继续吗”。没有问那些此刻横亘在我们之间、需要两国情报机构联合工作组开七十二小时会议才能初步厘清的问题。

他问的是：还煮吗。

“……煮。”我说。

他点头。

背过身去。

打开水龙头。接水。倒进壶里。按下开关。

指示灯亮着红光。

他站在窗边，背对着我，手撑在书桌边缘，肩线在暮色里缓慢下坠。

不是垮塌。

是确认我还在这里。

然后他开口。

声音很低。被白噪音掩蔽了大部分频率，只剩下一截很轻的、像从德黑兰阳台飘来的尾音。

“我爸说过，”他说，“电子战的第一原则。”

我等。

“不是你发现了什么。”

他顿了顿。

“是你不知道还有什么没有被发现。”

窗外广州十二月的夜航飞机掠过云层。红绿航行灯一闪一闪。水壶底座的红光持续稳定。两盏灯，两种波长，在401宿舍的玻璃窗上叠成一层不均匀的光晕。

我走到他身后。

一臂。四十厘米。十厘米。

我把手落在他后颈。

那道被洗发水泡沫淹没过的皮肤边界线。此刻正轻微地、不易察觉地、在他试图维持稳定的呼吸频率下颤抖。

他没有躲。

三秒。

他向后靠了一寸。

后脑抵在我锁骨中央。

水开了。

藏红花在沸水里缓慢舒展成三千年前波斯细密画的蔓藤纹。

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