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之前

十月三号，北京下了入秋以来的第一场霜。

孙颖莎早起推开窗，看见楼下的草坪上覆着一层薄薄的白色，在晨光里泛着细碎的银光。空气冷得发脆，吸进肺里像薄荷水一样凉。她趴在窗台上看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在老家，霜降的早晨妈妈会煮一锅热腾腾的红薯粥，喝完身上暖一整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喝到那碗粥。

亚运会的出发日期定在十月五号，还有两天。

这两天训练馆里的气氛和平时不一样。不是紧张，是一种说不清的安静。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练自己的球，很少有人说话。阮时愿还在，每天准时出现在球台对面，准时捡球，准时递水。但孙颖莎注意到，她的右手腕上那层绷带比以前更厚了，厚到袖子放下来的时候，手腕那一截鼓鼓的，藏都藏不住。

她问过一次：“疼吗？”

阮时愿说：“不疼。”

她没再问。

十月四号，出发前最后一天。上午的训练结束后，阮时愿没有像往常一样去食堂，而是去了力量房。孙颖莎跟在后面，隔着玻璃门看见她一个人在练体能。深蹲，卧推，核心力量。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很慢，很认真，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她做深蹲的时候，杠铃压在肩上，膝盖弯曲到九十度，停一秒，站起来。那个动作她做了十几年，做了几万次，早就成了肌肉记忆。但今天她做得格外慢，慢到孙颖莎在门外看着，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她像是在告别。

孙颖莎推门进去。“愿姐，吃饭了。”

阮时愿放下杠铃，擦了擦汗。“你先去。”

“你不吃？”

“一会儿去。”

孙颖莎站在那里，没有走。阮时愿看了她一眼，没有再催，继续做下一组。

孙颖莎在旁边的垫子上坐下，看着她做。力量房里很安静，只有器械的声响和两个人呼吸的声音。窗外的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一道的金线。

“愿姐。”孙颖莎忽然开口。

“嗯？”

“你明天来送我吗？”

阮时愿的手停了一下。她直起身，看着孙颖莎。“送。大巴几点？”

“早上七点。”

“那六点五十到。”

孙颖莎看着她，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明天就要握紧球拍，在那个没有阮时愿的赛场上，一板一板地打。

“走吧。”阮时愿擦了擦汗，“吃饭。”

那天晚上，孙颖莎收拾行李。队服，球拍，护具，毛巾，还有那本笔记本。她把笔记本从枕头底下抽出来，翻开看了一眼——已经写了大半本了，从三月到十月，从春天到秋天。那些字歪歪扭扭的，有的地方写得急，有的地方写得很慢。她翻到最后一页，空白。想了想，没有写。

明天的事，明天再写。

她合上笔记本，放进行李箱的夹层里，用队服盖好。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块金色的巧克力——杜塞尔多夫出发前阮时愿给她的那块。掰了两小块，还剩大半。金色的包装纸已经被她的手指摸得有点皱了，但在灯光下还是闪闪发亮。

她看了很久，然后把巧克力也放进了行李箱。

清晨六点五十，孙颖莎拖着行李箱下楼。

天刚亮，东边的天空是淡橘色的，有几缕薄云被染成粉红。空气很冷，呼出的白气在面前散开，很快就消失了。大巴已经停在楼下，行李舱开着，几个工作人员在往里面塞箱子。

她站在宿舍楼门口，没有上车，在等。

六点五十二分，阮时愿从楼里走出来。她穿着那件浅灰色的卫衣，头发随便扎着，右手插在口袋里。没有背包，没有行李，只是一个人走出来，像每一个普通的清晨。

“来了。”孙颖莎说。

“嗯。”

两个人站在那里，谁也没说话。风吹过来，带着霜的气味。远处的老杨树在风里摇晃，叶子哗啦啦地响，有几片黄叶落下来，飘在空中，转了几个圈，落在地上。

“上车吧。”阮时愿说。

孙颖莎没有动。“愿姐。”

“嗯？”

“你答应我一件事。”

阮时愿看着她。

“你一个人的时候，”孙颖莎说得很慢，“别硬撑。”

阮时愿沉默了几秒。晨光落在她脸上，把那惯常的平静照得很柔和。她没有说“不疼”，没有说“没事”，没有说那些她说了无数遍的、不是真话的真话。她只是看着孙颖莎，看了很久。

“好。”她说。

孙颖莎看着她，然后笑了。不是那种放心的笑，是那种“我知道你不会真的答应但我还是要说”的笑。她拖着行李箱，转身上了大巴。

阮时愿站在原地，看着大巴的门关上，看着发动机启动，看着车窗后面那个模糊的身影。大巴缓缓开动，驶出训练局大院。她站在那里，一直看着，直到大巴拐过街角，消失在晨光里。然后她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右手。

她活动了一下手指，很慢，像在确认什么东西还在不在。然后她把手插回口袋，转身走回楼里。

大巴上，孙颖莎靠着窗，看着窗外后退的风景。北京的街道从眼前掠过——那些她走过无数遍的路，那些她叫得出名字的树，那些她闭着眼都能找到的地标。她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块巧克力。金色的包装纸有一点温热。

她没有回头。因为她知道，回头也看不见了。

但她知道，那个人还在。在北京，在训练馆，在那棵老杨树下。在她走了之后，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