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妇人——我某位不知名的远亲——在姨外婆的灵柩前俯身跪拜。前一日，这位老人刚刚离世。

她忽然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啊啊啊啊啊啊啊——"那声音在肃穆的灵堂里回荡，像是要把胸腔里所有的空气都挤压出来。她佝偻着背，双手拍打着棺木边缘，身体剧烈地颤抖，仿佛正承受着失去至亲的巨大悲痛。

然而这表演终究显得用力过猛。她的哭腔里听不出真正的悲恸，反倒像是排练过无数次的程式化哀号；拍打的节奏过于规律，颤抖的幅度也恰到好处地维持在"可被看见"的范围内。三流演员在舞台上的拙劣演绎，大约也不过如此。

灵堂里，正在跪着的众人早已习以为常。左侧几位中年妇女压低了声音交谈，话题从逝者的生前品性滑向了自家晚辈的婚事；后排两个男人讨论着葬礼后的酒席菜单，偶尔抬头瞥一眼哭嚎的老妇人，又迅速低下头去；靠近香炉的几个孩子互相推搡，被长辈低声呵斥后便安静下来，百无聊赖地数着蒲团上的褶皱。

哭丧的仪式终于散去，灵堂里的人群渐渐松动，转入等待晚餐的漫长时间。亲戚们三三两两聚在角落里，用着我听不懂的方言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语速快而密，像是一群栖息在电线上的麻雀，此起彼伏，永不停歇。

姨外婆生前的养女——已为人母的李小梅，今年四十五岁，正站在姨外婆家门口与几位亲戚谈论家常。她刚从上海赶回来，身上还沾着大城市的匆忙气息。话题从她高铁上的见闻滑向她在浦东的租住生活，又自然地落到了她正在上大学的儿子身上。

"住宿条件太差了，"李小梅皱着眉，声音里带着母亲的忧虑，"六个人挤一间，厕所还是公用的，我儿子哪里受得了这个罪。"她顿了顿，语气变得理所当然，"所以我们一家人干脆在学校旁边租了房子，一起住，也好照顾他。"

亲戚们交换着眼色，有人摇头，有人啧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用方言急切地说着什么，手势幅度很大，意思大约是太惯着孩子了；另一个中年男人插进话来，语调上扬，带着评判的快意，认为应该逼孩子留在宿舍里，学会自立，吃吃苦头才能长大。

李小梅的儿子——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正靠在门框边，在模糊不清的方言中拼凑出一段完整信息后，他对此只能无奈地苦笑。

他的父亲——李小梅的丈夫——不知何时也凑了过来，两人并肩站在屋檐下，用只有彼此能听见的音量快速交换着话语。

"顺从？"儿子轻笑一声，尾音微微上扬，像是听到了什么绝佳的笑话，"我什么时候享受过这种'顺从'的待遇？我那是摩拳擦掌要当新时代独立青年，结果我妈刷了三条抖音，说社会险恶、人心不古，连夜坐火车赶来把我从'危险'的独立边缘给捞了回来。现在倒好——"他朝门口那群高谈阔论的亲戚努了努嘴，"我成了那个离不开妈妈的巨婴，他们成了无限溺爱的模范父母。这剧本写得，编剧都不敢这么编。"

父亲没有接话，只是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夹在指间，又想起这是灵堂，便只是放在鼻尖嗅了嗅。屋檐下的阴影里，儿子陷入了无限的沉思。

远处的厨房飘来饭菜的香气，晚餐似乎还要等很久，灵堂里的香烛仍在静静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