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伦威尔成了护国公。他的权力比任何国王都大,但他拒绝被称为国王。
他住在白厅宫里,穿着简朴的黑色长袍,签署死刑令的时候手不发抖,祈祷的时候眼泪会流下来。
他像一把没有鞘的剑,锋利,冰冷,永远指向他认为错误的东西。
爱尔兰的德罗赫达,他下令屠杀投降的守军;苏格兰的邓巴,他把战俘像牲口一样赶进监狱。
英望着他的手,看见上面沾满了血——不是查理一世的血,是祂自己的孩子的血。
1658年9月3日,克伦威尔死了。
那天伦敦刮着大风,树被连根拔起,屋顶被掀翻。
有人说那是魔鬼来带走他的灵魂。有人说那是上帝在审判他的功过。
英站在威斯敏斯特宫的窗边,望着风中的城市,感到一种巨大的空虚。
他走了。那个砍下国王头颅的人,那个用铁与火统治英格兰的人,那个既是革命的儿子又是革命的凶手的人,走了。
一切又要变了。
变来得很快。
克伦威尔的儿子理查德接不住那把剑。
军队不服从他,议会不相信他,人民不爱他。
两年之内,一切都崩溃了。
那些流亡在外的保王党人回来了,那些藏在天花板里的主教们出来了,那些在旧日子里做梦的人醒来了。
1660年5月,查理二世回来了。
英站在多佛的海岸边,望着那艘船从海平线上出现。
祂看见他站在船头,瘦削,苍白,眼睛里带着流亡十六年的疲惫和狡黠。
他跳上岸时,人群跪下了,像跪一个神,像跪一个梦。他们献上鲜花、欢呼、眼泪,献上所有对和平的渴望,对秩序的渴望,对回到“从前”的渴望。
查理二世笑着接过这一切。
他是一个比他的父亲聪明得多的人。
他不会说“君权神授”,不会解散议会,不会把宗教宽容当弱点。他会开玩笑,会喝酒,会在卧室里和情妇们度过比在朝堂上更长的时间。
他说:“我不想再出去旅行了。”
他的人民笑了。他们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
但英看见了他眼睛深处藏着的东西。
那不是宽容,那是冷漠;那不是智慧,那是算计;那不是和平,那是——等待。
他在等待清教徒们自己腐烂,等待革命的火种自己熄灭,等待时间把他父亲失去的一切还给他。
1685年,查理二世死了。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继承了王位。
詹姆斯是一个天主教徒,一个虔诚的、固执的、不懂得隐藏的天主教徒。他把天主教徒塞进军队,塞进大学,塞进所有新教徒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机构。英格兰的新教徒们开始发抖,开始低语,开始翻出那些关于火刑柱的记忆。
1688年6月10日,詹姆斯的儿子出生了。
一个天主教王子,一个会延续天主教王朝的继承人。新教徒们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
他们知道,等待已经没有意义。他们必须行动。
七个人写了一封信,寄给荷兰的威廉·奥兰治——詹姆斯的女婿,玛丽的丈夫,一个新教徒,一个能打仗的人。
信上写:“如果您愿意来保护我们的自由,我们愿意追随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