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前一周，季屿收到了一整束向日葵。

花束很大，用牛皮纸和麻绳包扎，金黄色的花朵挤挤挨挨，几乎要溢出来。护士小张抱着它走进病房时，整层楼的目光都被吸引了。

“又是匿名的。”小张把花放在床头柜上，花束太高，挡住了半个窗户。

卡片是手写的，只有三个字，笔迹用力得几乎戳破纸背：

要活着。

季屿盯着那三个字。要活着。像命令，像祈求，也像某种绝望的誓言。

父亲拿起卡片看了看，眼眶瞬间红了。他背过身去，假装整理被子。

“很漂亮。”季屿轻声说。

“是啊。”小张调整着花束的角度，“向日葵的花语是沉默的爱，还有……勇敢追求。”

沉默的爱。季屿抚摸着花瓣。这些花新鲜得不像话，像是刚从田野里剪下来，还带着清晨的露水。他想起林见阳画里的向日葵，那些燃烧的颜色，那些不顾一切的绽放。

护士离开后，父亲终于转过身：“是那孩子送的吧。”

“可能吧。”季屿说。

“为什么不让他来？”父亲的声音颤抖着，“为什么非要这样……”

“爸。”季屿打断他，“把花分给其他病房吧。太多了，我一个人看不过来。”

父亲看着他，最终点了点头。他抱着花束走出病房，金黄色的花朵在走廊里移动，像一小片被搬运的阳光。

季屿靠在床头，闭上眼睛。要活着。说得真简单。好像活着是一个选择，就像选择早餐吃什么，选择穿哪件衣服。

他不知道，有人为了让他活着，正在做怎样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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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室里，林见阳完成了新作品。

画布上是一扇病房的窗户，窗台上摆着一盆向日葵。花朵半开半谢，有的盛放，有的枯萎。窗外是模糊的城市灯火，像是隔着泪眼看出去的世界。

陈薇站在画架旁，久久没有说话。

“你去看他了？”她终于问。

林见阳摇头：“没进去。就在楼下看了一眼。”

“怎么知道的？他的病房窗户。”

“猜的。”林见阳清洗着画笔，“肿瘤科朝南的病房不多。一扇扇窗户看过去，看见那盆向日葵，就确定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但陈薇知道这需要多少耐心——在医院楼下站多久，数多少扇窗户，才能在那么多相似的窗口里找到那一盆小小的花。

“为什么不上去？”陈薇问。

林见阳沉默了。画笔在水桶里搅动，颜料化开，水变成浑浊的灰蓝色。

“他不想见我。”他说。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林见阳的声音很轻，“如果他想让我知道，早就告诉我了。如果他想见我，就不会编那些借口。”

陈薇看着那幅画。病房的窗户被画得很细致——玻璃上的反光，窗框的锈迹，甚至窗帘的褶皱。但窗外的人间烟火却模糊不清，像是另一个世界。

“你恨他吗？”陈薇突然问，“恨他瞒着你。”

林见阳的手停顿了一下。画笔滴下的水珠在调色板上晕开。

“不恨。”他说，“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是该强行闯入他的世界，还是尊重他的选择？是该撕破所有谎言，还是陪他演完这场戏？

他不知道。所以他送花，匿名地送，在卡片上写“要活着”。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隔着距离，用沉默的方式，说无法说出口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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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那天，季屿的体温开始升高。

起初只是低烧，他以为又是靶向药的副作用。但到了晚上，温度直线上升，很快就突破了39度。

医生和护士匆匆赶来，冰袋、退烧药、物理降温。季屿在昏沉中听见仪器尖锐的报警声，听见医生快速下达指令，听见父亲压抑的啜泣。

“感染了。”医生说，“白细胞太低，免疫力几乎为零。”

冰袋敷在额头，冷得刺骨。季屿在颤抖，牙齿磕碰发出细碎的声响。他看见很多人的脸在眼前晃动，听见很多声音，但都模糊不清。

唯一清晰的是疼痛——骨头深处的疼痛，高烧带来的头痛，还有心脏某个位置莫名的绞痛。

“小屿，坚持住。”父亲握着他的手，手心全是汗。

季屿想点头，但连这个动作都做不到。他感觉自己在下沉，沉入冰冷的水底，光线越来越远，声音越来越模糊。

然后他看见了光。不是医院的无影灯，而是阳光——海边的阳光，悬崖上的阳光，林见阳眼睛里的阳光。

要活着。谁说的？好像是卡片上的字。

他想活着吗？想。但这样活着，太痛了。

意识彻底消失前，他听见医生说：“下病危通知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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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里，父亲在通知书上签字。

笔尖在纸上颤抖，签出的名字歪歪扭扭，不像他写了五十年的笔迹。护士在旁边等着，眼神充满同情。

“我们会尽力的。”她说。

父亲点头，说不出话。他想起妻子去世那天，也是在这样一张纸上签字。那时季屿才十岁，小小的手抓着他的衣角，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现在他可能要签第二张了。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林见阳打来的。父亲盯着那个名字，手指悬在接听键上方，却按不下去。

该告诉他吗？这是季屿最不想发生的事。

但如果不告诉，如果……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那孩子会恨他一辈子。

最终，父亲挂断了电话。他走回病房，在季屿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握住那只插着输液管的手。

“爸爸在这里。”他低声说，“爸爸在这里，别怕。”

窗外开始下雪。今年的第一场雪，细碎的雪花在夜色中飘舞，落在医院窗户上，瞬间化成水痕。

那盆向日葵还留在窗台上——父亲舍不得全部分出去，留了两朵。现在那两朵花在风雪中颤抖，金黄的花瓣上落了薄薄的雪，像披上了婚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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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季屿的体温开始下降。

退烧药终于起了作用，仪器上的数字缓慢回归正常范围。医生松了口气，护士换下被汗浸湿的床单。

季屿在晨曦中醒来。第一眼看见的是父亲趴在床边睡着的样子，花白的头发，深陷的眼窝。

然后他看见窗台上的向日葵。雪已经停了，晨光照在花瓣上，融化的雪水像眼泪一样滴落。

“爸。”他嘶哑地开口。

父亲立刻惊醒：“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渴。”

父亲赶紧倒水，小心地扶他起来。温水滑过干裂的喉咙，带来细微的刺痛和真实的生命感。

要活着。他想起了那三个字。

医生来查房时，表情严肃：“这次很危险。你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不能再有任何感染风险。”

季屿点头。他知道“很危险”是什么意思。死神在昨晚敲了门，虽然暂时离开，但并没有走远。

父亲去办理续费手续时，护士小张偷偷塞给季屿一个小盒子。

“那个经常送花的男孩，昨晚在楼下站了很久。”她低声说，“下着雪，就站在那里，看着你的窗户。”

季屿打开盒子。里面是个小小的向日葵挂件，手工做的，铁丝绕成花瓣，涂成金黄。

“他让我给你的。”小张说，“但别告诉你爸。”

季屿握紧那个挂件。铁丝边缘有些扎手，但很真实。

“他什么时候走的？”

“天快亮的时候。”小张犹豫了一下，“季屿，为什么不让他上来？有朋友陪着，会好过一些。”

季屿看向窗外。雪后的城市一片洁白，掩盖了所有的污垢和伤痕。但他的病房里，有消毒水的味道，有仪器的声响，有疼痛和虚弱，有所有他不愿让林见阳看见的东西。

“我不想让他记得我这样。”他轻声说。

小张的眼眶红了。她点点头，不再说话，安静地离开了病房。

季屿把向日葵挂件系在床头。金色的花朵在白色病房里显得突兀，但也明亮。他想起林见阳的画，想起那些燃烧的颜色，想起他说“我都在这里”时的眼神。

要活着。

他会的。至少今天，至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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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当天，季屿收到了一张明信片。

没有寄件人地址，邮戳是本地。正面是梵高的《星空》，背面用铅笔写着一句话：

“就算在病房里，也能看见星空。新年快乐。”

字迹潦草，但季屿认得。他把明信片夹在梵高的画册里，和“要活着”的卡片放在一起。

窗台上的向日葵又开了一朵新的。小小的花苞在圣诞节早晨绽放，金黄的花瓣上还带着晨露。

父亲带来了一小棵圣诞树，塑料的，只有三十厘米高，挂着小彩灯。插上电，彩灯明明灭灭，在病房墙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新年有什么愿望？”父亲问。

季屿想了想：“想再看一次海。”

父亲的眼睛湿润了：“等春天，等你再好一点，我们就去。”

他们都知道这很可能无法实现，但都假装相信。

晚上，季屿在日记本上写：

“12月25日，平安夜高烧，差点没熬过来。父亲签了病危通知书。林见阳在雪地里站了一夜，送我一个向日葵挂件。我不知道他知道了多少，但他没有拆穿我。

又收到他的明信片，说病房里也能看见星空。我看向窗外，只看见对面楼的灯光。但也许他说得对，也许真的有星星，只是被城市的光淹没了。

第七个夏日，已经过去快半年了。时间像沙漏，上面的沙子越来越少，下面的越来越多。

要活着。我会努力。至少为了那些还在为我努力的人。”

写完后，他看向窗外。夜色中，城市的灯火依旧，雪花又开始飘落。而在某个他不知道的地方，林见阳正在画一幅新的画——雪夜里的医院，一扇亮着灯的窗户，窗台上有小小的金色花朵。

两个少年，一个在病房里学习如何活着，一个在雪地里学习如何等待。他们都沉默，他们都坚持，他们都用自己笨拙的方式，爱着对方。

而这个冬天，还很长。

匿名花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