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汇演的事我没有再提，陈屿风也没有。

周一的数学课上，他照常经过我座位时点了点头，课后在走廊遇到，他问我要不要看他的历史笔记。一切都和之前一样，仿佛那个雾天的邀请从未发生过，只是潮湿空气里一个短暂凝结又迅速蒸发的幻觉。

但我知道不是幻觉。因为从那之后，我开始注意到一些之前刻意忽略的东西：教室后墙贴着的文艺汇演宣传海报，同学们课间讨论排练进展的声音，还有陈屿风偶尔看向我的眼神——不是催促，不是失望，只是一种安静的观察，像在等待什么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

期中考试在十月的最后一个周三开始。考试前一天晚上，我测了三次血压。第一次138/90，第二次135/88，第三次132/86。数字在下降，但我知道那只是因为反复测量带来的安慰剂效应，或者仅仅是仪器误差。

真正的问题在别处。真正的问题是，当我盯着复习资料时，那些公式和年代开始在眼前跳舞，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拒绝进入大脑。真正的问题是，我意识到如果考砸了，母亲会说“身体重要，别太勉强”，李老师会说“有特殊情况可以理解”，所有人都会把我的失败归结于那个他们知道一半的秘密。

而我不想这样。

我想像其他人一样，仅仅因为“没复习好”或“题目太难”而考砸，而不是因为“身体不好”。

凌晨两点，我吞下今天第四颗奶糖——已经超过日常限额了——甜腻的味道让我有点反胃。台灯的光晕在课本上形成一个明亮的岛屿，岛屿之外是出租屋的黑暗。窗外偶尔有车辆驶过，车灯的光扫过天花板，像一闪而过的流星。

最后我合上书，决定睡觉。躺下时，心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一下，两下，规律得像个节拍器。我数着自己的心跳，数到一百二十七下时，终于睡着了。

考试第一天是语文和数学。

我特意提前半小时到教室，选了个靠后的位置——这样不会太显眼，也不会被前排同学的动静干扰。陈屿风坐在斜前方，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做了个“加油”的口型。

我点点头，低头检查文具。两支笔，一块橡皮，一把尺子。还有口袋里的血压计和两颗奶糖——紧急备用。

语文卷子发下来时，教室陷入一片纸张翻动的沙沙声。我快速浏览了一遍题目，呼吸稍微平稳了一些。阅读理解是一篇关于海洋生物的文章，作文题目是“边界”。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笔尖在草稿纸上无意识地画着圈。

边界。身体的边界，安全的边界，舒适区的边界。那道无形的、却无比坚固的线。

我写下第一段时，手有些抖。但写着写着，文字开始自己流动起来。我写小时候不敢跨过家门前的马路，写第一次独自去诊所拿药的紧张，写每次体育课坐在长椅上看着跑道的感受。我没有提到高血压，没有提到药片和血压计，但那些隐形的边界无处不在，像玻璃房间的墙壁，透明却真实。

写完最后一个句号时，离交卷还有十五分钟。我检查了一遍，没有错别字，语句通顺。也许太通顺了，通顺得有点危险——像在无意中暴露了太多自己。

但交卷铃响了，没有时间修改。

数学考试在下午。卷子一到手，我就知道糟了。最后两道大题的类型是陈屿风讲过的，但变式复杂得多，像熟悉的房间被扭曲成了迷宫。我卡在第二道大题的第二问，盯着那些符号，突然感到一阵熟悉的眩晕。

不是低血糖，不是高血压发作，只是纯粹的、大脑过载的眩晕。

我闭上眼睛，深呼吸——小心地。睁开眼睛时，符号还是那些符号，迷宫还是那座迷宫。我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奶糖，在课桌下剥开，快速放进嘴里。监考老师朝这边看了一眼，但没说什么。

甜味没有带来灵感，但让手停止了颤抖。我跳过那一问，继续往下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交卷前五分钟，我回到那道卡住的题，突然看懂了——只需要加一条辅助线，一切都会变得简单。

但太迟了。我匆匆写了几步，铃声响了。

卷子被收走后，教室里的气氛骤然松弛。同学们互相对着答案，抱怨着题目太难，或庆幸自己押对了题。我安静地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杜清玄。”陈屿风走过来，“最后一题你做出来了吗？”

我摇摇头。

“那道题确实变态。”他说，“我差点也没做出来。辅助线要这么画……”他随手从桌上拿了张草稿纸，画了个简图。

我看着那条线，那么明显，那么简单，为什么我刚才没看见？

“考试时容易紧张。”陈屿风说，好像看穿了我的想法，“下次做不出来就先跳过，别卡在那里。”

我点点头，把那张草稿纸折好放进口袋。

考试成绩在一周后公布。

语文：89分。数学：76分。英语：82分。历史：78分。物理：71分。化学：75分。总分471，班级排名二十七，中等偏下，但比我预想的要好。

尤其是语文，李老师在讲评试卷时特意提到了我的作文。

“这次作文题目是‘边界’，很多同学写了地理边界、文化边界，但杜清玄同学写了一个很特别的角度。”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教室，“他写了内心的边界，那些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界限。文字很细腻，情感也很真实。”

我的脸开始发烫。低头盯着试卷上红色的89，那个数字在视线里模糊又清晰。

课间时，前排的女生转过头来：“你的作文能借我看一下吗？老师说得那么好。”

我犹豫了一下，把试卷递过去。她看得很认真，看完后沉默了几秒，然后把试卷还给我。

“写得真好。”她说，语气里没有我担心的同情或好奇，只是单纯的欣赏，“我从来没想过可以这样写‘边界’。”

那一整天，我的作文在几个同学之间传阅。每个人看完都说了类似的话，没有人问“你写的是真实经历吗”，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篇不错的作文，一个值得学习的范文。

仅此而已。

这个认知让我感到一种奇特的解脱。原来我可以暴露一部分自己，而不必暴露全部。原来那些边界可以被写成文字，被阅读，被理解，而不必被同情或怜悯。

就像用隐形墨水写的信，在特定的光线下才能看见，而大多数人只会看见一张白纸。

放学后，我在教室多留了一会儿，整理错题。陈屿风打完篮球回来拿书包，浑身是汗，但眼睛很亮。

“作文我看了。”他说，靠在门框上，“写得很好。”

“谢谢。”

他走进来，在自己的座位上翻找东西。“对了，文艺汇演下周五。我们班的剧排得差不多了，你要来看彩排吗？就看看，不用参与。”

又是邀请，但这次的语气更轻，更像随口一提。像在问“要不要一起去小卖部”那么自然。

我看着窗外。十月底的黄昏来得早，天空是淡淡的紫灰色，云层被夕阳镶上金边。

“在哪儿彩排？”我问。

“学校礼堂。明天放学后。”陈屿风找到了他要的东西——一本皱巴巴的物理练习册，“不会太久，大概半小时。”

我低头整理书包，拉链拉上又拉开，拉开又拉上。最后我说：

“好。”

声音很轻，但陈屿风听见了。他抬起头，笑了——不是那种灿烂的笑容，而是一个很浅的、几乎看不见的弧度，但眼睛很亮。

“那明天放学后，礼堂见。”

他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行渐远。我坐在教室里，等心跳平复。从口袋里摸出最后一颗奶糖——今天真的最后一颗了——剥开糖纸时，发现糖纸上印着的那只大白兔，耳朵的地方有点破损，像被谁小心地撕掉了一小块。

我盯着那个破损的地方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把糖放进嘴里。

甜味化开时，我想起作文里的最后一句话：“有些边界不是用来跨越的，而是用来认识的。当你清楚地看见它的轮廓，它就不再是囚禁你的墙，而是保护你的线。”

写完那句话时，我以为自己相信它。

但现在，坐在这间空荡荡的教室里，看着窗外渐渐暗下去的天空，我突然不确定了。

也许有些边界，你认识了，看见了，却依然想跨过去。不是因为墙外的东西更美好，而是因为你想知道，跨过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哪怕只是一小步。

哪怕只是去看一场彩排。

我把糖纸折好，放进笔袋的夹层。然后背起书包，关灯，锁门。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我一个人的脚步声在回荡。

经过礼堂时，我放慢了脚步。大门紧闭，但从侧面的窗户能看见里面空旷的舞台和几排红色的座椅。舞台上方，一盏聚光灯孤独地亮着，在木质地板上投下一个明亮的光圈。

那个光圈那么圆，那么完美，像一个等待被填满的空白。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直到保安大叔走过来：“同学，要锁门了。”

我点点头，转身离开。

走出校门时，路灯刚好亮起。一盏，两盏，三盏，沿着街道延伸下去，像一串发光的珍珠。我沿着那些光走，脚步不紧不慢，第一次觉得傍晚的风不那么凉，不那么刺骨。

回到出租屋，第一件事不是测血压，而是打开台灯，从书包里拿出那张写着作文的试卷。

红色批改的痕迹在灯光下很醒目。李老师在最后一段旁边用红笔写了一行小字：“认识边界是智慧，但不要让它定义你。”

我盯着那行字，手指无意识地抚过纸面。粗糙的纸张，光滑的墨迹，温度和质感在指尖形成微妙的对比。

然后我翻开数学练习册，找到期中考试最后那道我没做出来的题。重新读题，画图，思考。这一次，我看见了那条辅助线——那么明显，那么简单，像一直在那里等着我去发现。

我写下解题步骤，一笔一画，工整清晰。写完最后一个等号时，窗外传来隐约的歌声——大概是附近哪家店在放老歌，旋律透过夜晚的空气传来，模糊而温柔。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心跳很平稳。呼吸很均匀。世界很安静。

在这个安静的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也许跨过边界的第一步，不是鼓起勇气向前冲，而只是睁开眼睛，看清楚那道线究竟在哪里。

以及，线的那一边，究竟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