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厚点了点头,像是终于把最后一块拼图放对了位置。
“难怪。”他说,“你身上有他的味儿。”
“什么味儿?”
“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味儿。”钱德厚站起身,收拾桌上的碗筷,动作很慢,“我年轻时候也有,后来被磨没了。你还没被磨没,挺好的。”
他端着碗转身往灶台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侧过头说:“那个春哥,你去找第四人民医院当年器官交易的卷宗。市局应该有存档。卷宗里没有他的真名,但有一个人一定知道——当年给春哥做账的会计。那个人姓孙,叫孙什么来着——”
他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支圆珠笔,在一张纸巾上写了一个名字,递给贺峻霖。
纸巾上的字歪歪扭扭的,但能看清:孙国良。
“这个人还活着吗?”贺峻霖问。
“活着。”钱德厚说,“上个月还在菜市场见过他。老了很多,但还能走能动。他住在城东,具体地址我不知道,但你去城东那个老菜市场打听一下,应该能找到。”
贺峻霖把纸巾叠好,夹进笔记本里。
“钱叔,谢谢您。”
钱德厚摆了摆手,没有回头。他站在灶台后面,把碗放进水池里,拧开水龙头,水声哗哗的,冲走了碗里的残渣。
贺峻霖站起来,把馄饨钱压在碗底下,比标价多了两倍。
他走了几步,忽然听见钱德厚在身后说了一句话。水声太大了,他没听清,转过身来。
钱德厚关了水龙头,看着他,说:“你姐姐的事,对不起。”
贺峻霖站在原地,巷口的阳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看着钱德厚那张皱纹纵横的脸,那双浑浊但不失锐利的眼睛,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不是您的错”,但声音没有出来。
最后他只是点了点头。
钱德厚也点了点头。
两个人隔着几步远的距离,谁都没有再说话。
贺峻霖转身走出巷口,阳光刺得他眯了一下眼睛。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薄荷糖,剥开糖纸塞进嘴里。薄荷的凉意从舌尖蔓延到喉咙,冲淡了馄饨汤留下的咸味,也冲淡了某种说不清的酸涩。
他掏出手机,拨了马嘉祺的号码。
“马哥,查一下第四人民医院当年器官交易的卷宗。还有,找一个叫孙国良的人,给春哥做过账的会计。”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
“你从哪儿知道的?”
“巷口馄饨馆。老板是钱德厚。”
马嘉祺又沉默了一秒。他当然知道钱德厚是谁。他父亲马巍然曾经无数次提起过这个名字,语气里永远是“老钱要是还在,那个案子的口供早就拿下了”的遗憾。
“好。”马嘉祺说,“你回来再说。”
贺峻霖挂了电话,站在路口等红灯。阳光很好,把整条街照得发白,行人和车辆在他面前来来往往,没有人注意到他。
他忽然想起钱德厚说的那句话——你跟他们不一样,你坐下来吃了我的馄饨。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影子,影子被太阳压得很短,踩在脚下。
“走吧。”他对自己说,然后穿过马路,走进那片白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