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天的早晨，光线是浑浊的。
云层压得低，灰白色的，像浸了水的棉絮。空气里有煤渣子那种细微的颗粒感——我家做煤炭生意，门前总堆着黑亮的煤块，哪怕扫得再勤，风一吹，细细的煤灰还是无处不在，落在瓦片上，窗台上，有时甚至会在晾晒的白衬衣上留下浅灰色的印子。
母亲在厨房里做饭。
铁锅铲刮着锅底的声音很清晰，“刺啦——刺啦——”，带着某种急迫的节奏。她在煎蛋，我能闻见菜籽油被加热后的那股浓烈气味，混合着葱花的焦香。她偶尔会咳嗽两声，是煤灰呛的，这咳嗽声已经成为这个家的背景音之一，像钟摆一样规律。
我看见了父亲。
他半倚在东墙下的红绒沙发上。沙发是前几年买的，木头架子结实，垫的海绵也厚，坐下去会陷进去，很软。只是红色绒布褪了些色，扶手处被磨得发亮。他就陷在正中间的位置，一条腿搭在扶手上，另一条腿伸直。手里捏着份《生意信息报》，报纸是新到的，还带着油墨味。
他没有看报。
他的眼睛望着窗外出神。阴天的光均匀地落在他脸上，那张脸小而圆且尖，颧骨略高，嘴唇总是抿着，像一条拉直的线。他在想事情的时候就这样——眉头微锁，眼神定在某处，手指无意识地敲打膝盖，一动不动。通常，这种时候最好不要打扰他。
可那天我不知道怎么了。
在那个阴郁得让人发闷的早晨，我朝着沙发走了过去。
脚上穿着城里买的布鞋，鞋底很软，踩在地砖上几乎没有声音。我停在了沙发旁。
“爸爸。”
我叫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堂屋里显得很清晰。
父亲慢慢转过脸。他的眼睛是深褐色的，看人的时候先聚焦，然后才做出反应——那聚焦的瞬间很短，却像被什么冰凉的东西扫过皮肤。
“嗯？”他从鼻腔里发出声音。
“我作业写完了。”我说，“数学和语文都写完了。”
父亲“哦”了一声，把手里的报纸折起来，随手放在了沙发上。
“过来。”他说。
我往前挪了两步，站在他膝盖前。
他穿着深灰色的夹克，是去年冬天买的，面料挺括。他伸手探进内袋——那口袋里总是鼓囊囊的。他掏出来的不是钱包，而是一叠钞票。有一百的、十块的，五块的，那些纸币被叠得整整齐齐，他做生意收现金，总是这样随身带着。
他从那叠钱里抽出两张。
绿色的，壹元。
纸币上的头像在正中央，严肃地凝视着前方。纸币很新，几乎没怎么用过，四角尖尖的。
“一加一等于几？”他问。
我愣了一下。这问题太简单了。
“二。”我说。
父亲点点头，用粗大的手指捏起左边那张纸币，举到我眼前。
“这是一块钱。”他说。又捏起右边那张，“这也是一块钱。”
他把两张纸币并排放在自己膝盖上，用手掌压平。
“加起来是多少？”
“两块钱。”我说。
“好。”他把两张纸币叠在一起，对齐，用整个手掌按住，“那现在，两块钱，去掉一块钱，剩多少？”
我看着被他按在手下的钱。绿色的边从指缝间露出来一点。
“一块钱。”我说。
父亲松开手，两张纸币重新分开，平铺在膝盖上。他的动作很慢，像是故意让我看清楚每一个步骤。
“那么，”他的声音低了些，带着一种我后来在很多场合都辨认出的腔调——那是“考你”的腔调，也是“等着你犯错”的腔调，“如果我有两块钱，给了你一块钱，我自己还剩多少？”
我的脑子空白了一瞬。
给了你一块钱……我自己还剩多少……
这个问题听起来和刚才一样，但又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我说不清。数字明明没变——两块钱，给出去一块，剩一块。可“给”这个字，让整个问题变得复杂了。它让静止的数字动了起来，有了方向，有了“你的”和“我的”的区别。
厨房里传来铁锅盖被掀开的声音，“哐当”一声，接着是蒸汽“噗”地冲出来的闷响。母亲在煮粥。
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
“一块钱？”我试探着说，声音里已经带上了不确定。
父亲没有说话。
他只是看着我。那双深褐色的眼睛像两口井，井水是静的，深的，看不出情绪。他什么表情也没有，但那种没有表情本身，就是一种压力。
沉默在蔓延。
堂屋里很安静，只有音响上的闹钟钟的秒针在走，“嗒、嗒、嗒”，每一步都踩在心跳的间隙。远处有狗叫，一声，两声，然后停了。屋后那条河在阴天里流得似乎更慢，水声隐隐约约，像叹息。
“再想。”他说。
只有两个字，短促，坚硬，不容置疑。
我的额头开始冒汗。细密的汗珠从发际线渗出来，痒痒的。我盯着那两张纸币，绿色在我眼前晃动，纸币上的头像似乎皱了皱眉。
厨房里，母亲开始切菜了。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笃、笃、笃”，节奏分明，每一声都像敲在我的神经上。
“是……是一块钱吧？”我的声音更小了，几乎成了气音。
父亲的脸色沉了下去。
不是突然的，而是一点一点地沉。先是眉头中间拧起一个疙瘩，然后是嘴角向下撇，最后整张脸都绷紧了，绷得像一块风干的牛皮。他的眼神变了，从平静变成了审视，又从审视变成了……失望。
深深的失望。
他拿起那两张纸币，举到我眼前。手臂伸得笔直，纸币就在我鼻尖前。
“看清楚了。”他的声音还是平的，但底下有什么东西在翻滚，“这是两块钱。”
他用左手食指的指甲——指甲剪得很短，边缘整齐——敲了敲左边那张。“嗒”。
“这是给了你的一块钱。”敲了敲右边那张。“嗒”。
两张绿色的纸币在他指尖微微颤动。
“那么，”他一字一顿，每个字都像石头落地，“我·自·己·还·剩·多·少？”
他把“我自己”三个字咬得极重。
我张了张嘴。喉咙发紧，发不出声音。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我的心脏。我知道我错了，但错在哪里？两块钱，给出去一块，剩一块，这不对吗？
“说。”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音节。
我闭上眼睛，又睁开。纸币还在眼前，绿得刺眼。
“……一块钱？”我几乎是在哀求了。
父亲猛地站了起来。
动作太快，带起一阵风。沙发“吱呀”一声呻吟。他手里的两张纸币飘了起来，在空中翻了半个身，然后落下去——一张落在沙发上，一张滑到地上，正好掉在我布鞋边。
但他没有去捡。
他站着，我站着。他比我高很多，投下的影子完全罩住了我。窗外灰白的光被他挡在身后，我整个人陷进一片移动的阴影里。
“你怎么这么笨？！”
声音炸开了。
不是大吼，而是从胸腔深处挤压出来的，嘶哑的，滚烫的。它不高，却震得我耳膜嗡嗡响。
“这么简单都不会？！一加一等于二，二减一等于一，给了你一块钱我自己还剩一块钱——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啊？！”
他的脸涨红了，从脖子红到耳根。脖子上的青筋凸起来，像扭曲的蚯蚓。唾沫星子喷出来，细密的，热热的，溅到我脸上。
我僵住了。
全身的血都冲到了头顶，然后又瞬间褪去。手脚冰凉，指尖发麻，脸却烫得像要烧起来。眼泪涌上来，热辣辣的，但我死死咬着嘴唇，不让它们掉下来。
“我每天在外面忙生意是为了什么？！啊？！”父亲的手指几乎戳到我鼻尖，“就是为了让你连这点账都算不清？！你知不知道做生意最要紧的就是算账？！账算不清，多少钱都能赔光！你呢？！你连这么简单的都搞不清楚？！”
每一句话都像鞭子，抽在心上。不疼，但比疼更难受。那是一种被彻底否定的感觉——你笨，你不行，你对不起我在外面的奔波。
母亲的身影出现在厨房门口。
她系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她看看父亲，又看看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她的眼神很复杂，有担忧，有无奈，还有一种深深的疲惫。她站在那里，像一尊沉默的雕塑，然后转身回了厨房。
锅铲刮锅底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刺啦——刺啦——”。比刚才更用力，更急。
“滚。”父亲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字，“滚去自己想去。想不明白今天别吃饭。”
我几乎是逃出堂屋的。
腿发软，差点绊到门槛。我没有回头，不敢回头。径直走向屋外
客厅里，父亲开始说话。
不是对我，是对母亲。声音压低了，但我还是能听见，从门缝底下钻进来。
“……脑子不行……”
“……这么简单都转不过弯……”
“……将来怎么做生意……”
“……白费心思……”
每一个词都像小石子，滚进来，一颗一颗，砸在我心上。
我抱住膝盖，把脸埋进去。
布料是棉的，有阳光晒过的味道——那是母亲昨天刚洗过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了，没有声音，只是不停地流，温热的液体渗透布料，把膝盖处洇湿了一小块。
我想不明白。
两块钱，给出去一块，剩一块。
到底哪里错了？
很多年后，在所学专业模拟课上当我已经能熟练地核对账目、计算利润，当我在自己的店里处理着比那多得多的钱时，我才在一个对账的深夜里忽然明白：
那个问题的陷阱，从来不在数学里。
它藏在一个词里：“给”。
在父亲的世界里，“给了你一块钱”是一个完成时。那一块钱一旦离手，就不再属于他。它从“我的”变成了“你的”，从资产变成了支出。所以，“我自己还剩多少”的正确答案，只能是“一块钱”——是没给出去的那一张，是还属于自己的那一张。
但在我当时的世界里，“给了你”只是一个动作描述。钱的总数还是两块，只是其中一张正从一只手递向另一只手。去掉一块，剩一块。
我们说的是同样的数字，用的却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账本。
他的账本里，“给”意味着失去。
我的账本里，“给”只是转移。
但在那个阴云密布的早晨，在那个弥漫着煤灰和煎蛋气味的家里，我唯一明白的、唯一确信的是：
我让父亲失望了。
我笨。
我算不清账。
我不配碰那些整整齐齐的钞票，不配理解他“在外面忙生意”的意义，不配成为他期望中那个“将来能做生意的女儿”。
从那一刻起，数字对我来说不再只是数字。它们变成了考题，变成了审判，变成了衡量我够不够格、配不配的标尺。每一次计算，都不只是在算数，更是在接受某种隐形的考核。
而家，这个本该是港湾的地方，开始在我眼前显露出它坚硬的、有条纹的轮廓——像一座建筑，有墙壁，有规则，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而我，刚刚用我的困惑，我的恐惧，我的眼泪，撞上了它的第一堵墙。
一堵用“为你好”和“将来要做生意”砌成的墙。
一堵用“两块钱，给出去一块，我自己还剩一块”的逻辑浇筑的墙。
一堵没有解释的墙。
厨房里，母亲开始盛饭了。碗碟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
远处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屋后的河还在流，水声隐隐约约。
而我已经在墙里了。
从那个阴天的早晨开始。
从那个关于两块和一块的问题开始。
我就已经在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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