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启（生卒年不详），姒姓，名启，是中国夏朝的第二任君主，也是大禹之子。他通过武力终结了部落联盟时代的禅让制，确立了王位世袭制度，被传统史观视为中国奴隶社会的开创者和夏王朝的实际奠基者。
夏启的王位之争是中国历史上从"公天下"禅让制向"家天下"世袭制转变的关键事件，主要包括与伯益的夺位之战、与有扈氏的甘之战，以及晚年儿子武观发动的叛乱。
大禹死后，按照禅让制传统，本应由伯益继位。伯益曾协助大禹治水，功绩卓著，是法定的继承人。但夏启作为大禹之子，不甘大权旁落，凭借夏后氏族的强大势力，与伯益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
关于这场斗争的经过，历史记载存在多个版本。《竹书纪年》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表明伯益曾一度维护自己的继承权，但最终被启杀害。《战国策》则透露"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暗示大禹在世时已暗中为儿子培植势力。还有记载称"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反映出这场权力斗争充满了暴力和血腥。
夏启能够成功夺位，不仅依靠个人势力，更得益于当时政治力量的支持。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这表明启作为禹的直系后代，在血缘世袭观念逐渐形成的时代，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优势。
夏启夺位后，在今河南禹县举行"钧台之享"盟会，但强族有扈氏以违背传统为由反叛。有扈氏认为夏启的行为破坏了尧舜以来的禅让制度，拒不服从其统治。
夏启率军征讨，在甘地（今陕西户县境，一说河南郑州西）与有扈氏展开激战。战前，夏启发布著名的《甘誓》，宣布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罪行，声称自己是"恭行天之罚"。他严明军纪："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甘之战打得十分激烈，双方投入了大量兵力。夏启凭借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最终击败了强大的有扈氏，将有扈氏整个诸侯国灭掉，其子民沦为奴隶。这场胜利彻底巩固了夏启的统治地位，使"天下咸朝"。
夏启晚年，其子武观因争夺继承权发动叛乱。据《竹书纪年》记载，夏启十一年将武观放逐西河（今山西运城一带），十五年起兵反叛。武观在西河期间并不安分，他结交当地部落首领，大肆收买人心，并暗中组织军队。
武观趁夏启外出巡游时，率军发动叛乱，一度攻占要地，诛杀兄长元康、伯康，夏朝统治几近崩溃。危急时刻，夏启任命老将彭伯寿率军平叛。彭伯寿采取迂回战术，先收复西河，再追击武观，最终在山西运城夏县展开决战，生擒武观。
武观之乱虽然被平定，但给夏朝带来了沉重打击。战争导致国力衰退，中央权威动摇，诸侯离心。夏启次年去世，长子太康继位后沉迷享乐，最终酿成"太康失国"的悲剧，东夷首领后羿趁机夺权，夏朝陷入近四十年的动荡。
夏启的王位之争不仅确立了世袭制度，也暴露了权力世袭的致命隐患。从与伯益的夺位之战到甘之战，再到武观之乱，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夏朝初期权力更迭的复杂图景，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
禅让制的核心特征
禅让制是中国古代部落联盟时期的一种权力传承制度，指在位君主生前将首领之位让给贤能之人，而非传予子孙。这一制度以尧传舜、舜传禹为典范，体现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理念。
禅让制分为外禅（传位异姓）和内禅（传位同姓）两种形式。其核心程序包括提名、试用、摄位、称帝四个环节，整个过程强调对继承人的长期考察与部落联盟的民主推选。尧对舜进行了长达二十八年的考察，舜对禹同样经过治水功绩的考验，最终才完成权力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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