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冬的晨雾像一块浸了冰的幕布，沉沉地罩着老城区的公园，梧桐枝桠上凝着的霜花，被清晨的第一缕天光映得泛着冷光。刺耳的警笛声划破寂静时，我正站在黄白警戒线外，指尖轻轻拂过腰间的警械，目光穿过弥漫的薄雾，落在湖边那片被警员围起的空地上——一具女尸蜷缩在厚厚的落叶堆里，长发被露水浸得凌乱，像一捧被寒风遗弃的墨。
我叫陆衍，市刑侦支队重案组组长，从警十四年，破过三十余起悬案，胸前的二等功勋章被晨露浸得微凉。此刻我深吸一口气，鼻腔里涌入泥土的腥气、落叶的腐味，还有一丝极淡的血腥味——这味道陪了我十四年，是每一起命案现场的底色，却从未像今天这样，带着刺骨的寒意，顺着呼吸道钻进肺里，冻得我心脏发颤。
“陆队，初步勘查完毕！”年轻警员陈默快步跑过来，手里的记录本被他攥得指节发白，声音里带着刚入警的惶恐与凝重，“死者女性，34岁，体表有九处钝器挫伤、七处浅表刀伤，分布在四肢、腰腹和肩背，最深的伤口仅达皮下0.6厘米，均不构成致命伤。致命伤是右侧颈动脉的锐器切割伤，创口呈整齐的梭形，深度2.2厘米，一刀切断血管，死者系失血性休克死亡，死亡时间初步判定为昨晚23:00至凌晨00:40之间。”
我点头，弯腰戴上手套和鞋套，缓步穿过警戒线。脚下的泥地松软湿润，却没有任何脚印，哪怕是死者的足迹，也被人用树枝细细扫过，只留下一片看似自然的凌乱；尸体周围的落叶堆得蓬松，却没有拖拽的擦痕，甚至连灌木丛被压弯的枝条，都被小心地扶回了原位——凶手就像一个精通刑侦流程的“同行”，把现场清理得干干净净，仿佛从未有人在此停留过。
“还有更棘手的发现。”法医老程摘下橡胶手套，语气凝重得像结了冰，“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指纹、毛发、衣物纤维，死者的指甲缝里也没有残留任何皮肤组织或衣物碎屑，凶手清理现场的手法，比我们技术科还要专业细致。另外，公园的监控设备早在一周前就因线路老化全部损坏，只有北门入口的老旧摄像头，拍到昨晚22:45，一个穿红色长款大衣、戴黑色口罩和羊毛帽的‘女人’走进公园，身高约167厘米，步态偏缓，身形略显单薄，之后再无踪迹。”
红色大衣、女装扮相、专业清理、精准割喉……每一个细节都像我提前演练过无数次的剧本，在耳边一一应验。陈默皱着眉，指尖在记录本上快速滑动，低声分析：“凶手肯定是惯犯，而且绝对懂刑侦流程，不然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下。男扮女装作案，还专挑深夜的公园抛尸，说不定是个心理偏执的变态，而且看死者的身份，大概率是专门盯着有前科、却没受到应有制裁的人下手。”
他没有看见，我垂在身侧的手，指节已经因为用力而泛白，掌心沁出的冷汗，把手套里的皮肤浸得发僵。
我就是那个被他称作“变态”的凶手。
死者叫张岚，是前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科员，六年前利用职务之便，为多家无证食品加工厂提供便利，收受贿赂共计620万余元。那些工厂生产的过期食品、劣质奶粉，流入市场后，导致12名儿童食用后患上严重的肾病，其中2名儿童因救治无效死亡。
六年前，我是这起渎职案的主办警员。那时的我，刚正不阿，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拿着手里的证据——一份张岚亲笔签名的“合格”验收报告，还有多家工厂的行贿记录，一次次向上提交，坚信法律会给那些受害的家庭一个公道。我没有接受过张岚的任何贿赂，也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违规执法，我拼尽全力收集证据，哪怕加班加点，哪怕面对对方隐晦的威胁，也从未动摇过。
可最后，还是输了。
张岚的丈夫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杜永辉，凭借强大的人脉和财力，不仅篡改了部分关键证据，还买通了关键证人，硬生生把“铁证如山”变成了“证据不足”。法院最终因“证据链断裂”，对张岚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我看着那些受害儿童的家长，抱着孩子的照片跪在法院门口哭诉求情，看着张岚穿着名牌风衣，傲慢地从法院里走出来，甚至对着镜头微笑，那一刻，我心里的信仰，像被重锤砸过的玻璃，碎得一塌糊涂。
我是独生子，父母早逝，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是靠着国家的资助和自己的努力，才考入警校，穿上这身警服。我曾以为，警徽就是正义的象征，穿上警服，就能守护那些无辜的人，就能让罪恶得到应有的惩罚。可那一次，我亲眼看着罪恶逍遥法外，看着无辜的人含冤流泪，却无能为力——我手里握着法律的武器，却斩不断权力和金钱织成的网。
那之后的六年，我依旧兢兢业业地办案，破了一起又一起悬案，赢得了同事的认可，拿到了勋章，坐上了重案组组长的位置。可每当夜深人静，我回到父母留下的那间空荡荡的老房子，看着墙上挂着的警徽，看着桌上那些受害家庭送来的感谢信，心里的愧疚和不甘，就像藤蔓一样，疯狂地生长。我常常坐在沙发上，一夜无眠，一遍遍问自己：如果法律无法制裁罪恶，那正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警察保护不了无辜的人，那这身警服，还有什么意义？
半年前，我处理完一起连环杀人案，看着受害者家属跪在我面前，哭着说“谢谢陆队，终于给了我们一个公道”，我突然幡然醒悟——有些罪恶，法律或许暂时无法制裁，但总该有人站出来，给受害者一个交代，给罪恶一个结局。从那天起，我成了一名“私刑者”，一名藏在警服之下的“审判者”。我开始暗中调查那些“法外逍遥”的罪人，那些因为权力庇护、证据不足而逃脱制裁的人，张岚，是我选中的第五个“审判对象”。
为了这场“审判”，我准备了整整三个月，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演，确保万无一失。我特意买了一件长款红色大衣，选了版型宽松的款式，既能遮住男性的肩宽，又能在深夜里显得格外醒目，混淆警方的排查方向；我网购了中长发假发、加厚口罩和宽檐羊毛帽还有高跟鞋，把自己的男性特征彻底隐藏；我甚至对着镜子，反复穿着高跟鞋练习女性的步态，刻意放慢脚步，收紧肩膀，模仿女性走路时的轻盈感，确保监控里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红衣女人”。
我太清楚警方的侦查逻辑了——男扮女装的伪装，能让排查重点放在女性嫌疑人身上；杂乱的非致命伤口，能伪造出“报复性虐杀”的假象，让警方以为凶手与死者有深仇大恨；而精准的颈动脉切割，既能快速致命，减少自己暴露的时间，又能凭借专业的手法，误导警方怀疑有医学背景的人，绝不会想到，凶手就在办案警察之中。更重要的是，我是独生子，无牵无挂，没有家人需要顾虑，哪怕事情败露，也不会连累任何人——这既是我孤独的根源，也是我敢亲手“审判”罪恶的底气。
昨晚22:30，我以“重新核查六年前渎职案线索”为由，把张岚约到了这个老旧的公园。她以为我是想翻旧案，或许是怕我找到新的证据，犹豫了片刻，还是答应了。她穿着貂皮大衣，带着傲慢的神情走来，看到我穿红色大衣、戴口罩帽子的样子，皱着眉问：“你是谁？陆衍呢？让他自己出来谈。”
我没有回答她，只是转身往湖边的落叶堆走去。她果然跟了过来，刚走到落叶堆边缘，我突然冲上去，用事先准备好的麻醉针，快速扎进她的手臂——剂量刚好让她失去意识，却不会留下任何药物残留。我把她按在落叶堆里，看着她从迷茫到惊恐的眼神，一字一句地说：“六年前，你害死的那些孩子，今天，该你偿命了。”
我没有对她实施多余的折磨，也没有丝毫的犹豫。我拿出随身携带的军用匕首——那是我从歹徒手里缴获的，刀刃锋利且无编号，我用无菌纱布紧紧裹住刀柄，连手上也戴起了手套，就是避免留下任何指纹。然后，凭着十四年刑侦生涯积累的经验，我精准地找到了她的右侧颈动脉，深吸一口气，手腕用力，一刀下去，干脆利落。
温热的鲜血喷溅在红色大衣上，像一朵绽放的曼陀罗，诡异而致命。我没有停留，立刻按照平时勘查现场的流程，一步步清理痕迹：用消毒湿巾仔细擦拭匕首上的血迹，然后将匕首扔进湖心最深的位置——那里水草丛生，几乎不可能被打捞到；用一次性手套剥离张岚的衣物，仔细清理她身上可能沾到的我的纤维；用一根磨平了棱角的木棍，在她的四肢和腰腹制造出多处非致命伤口，刻意打乱伤口的顺序和深浅，甚至在伤口边缘轻轻划动，伪装成激烈搏斗的痕迹；最后，我用树枝把脚下的脚印扫平，再把落叶铺回原位，确保现场没有任何突兀的痕迹。
做完这一切，已经是凌晨00:30。我脱下红色大衣、假发和口罩，塞进事先准备好的黑色塑料袋里，然后换上藏在车里的警服，驱车离开。我甚至算好了时间——凌晨五点，环卫工会发现尸体，我作为重案组组长，会第一时间到场，主导整个案件的侦查，把所有线索都引向“有医学背景的女性嫌疑人”“有报复前科的变态狂”，而我自己，永远是那个“追查真相”的正义警察。
“陆队，死者身份确认了！”陈默拿着平板跑过来，屏幕上是张岚的照片，“她叫张岚，六年前在市食药监局涉及一起渎职案，导致多名儿童患病死亡，后来因为证据不足没被起诉，一年前开了一家食品贸易公司。我们查了她的社会关系，仇家遍地，但大多是受害者家属，没能力做到‘专业清理现场’。”
我故作沉吟，目光缓缓扫过尸体周围的落叶，语气平静地说道：“凶手很狡猾，不仅熟悉公园的环境，还懂刑侦流程，不然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下。你带人去排查周边的医院、诊所，重点找有医学背景、身高165-170厘米的女性；另外，调取全市卖红色长款大衣的店铺记录，尤其是近三个月的销量，务必找到那个穿红衣的嫌疑人。”
“是！”陈默郑重地应了一声，转身快步离开。
老程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里带着一丝担忧：“陆队，你今天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没休息好？这案子有点邪门，凶手太专业了，我们得小心应对。”
“没事，老程。”我扯了扯嘴角，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就是觉得这凶手太嚣张了，简直是在挑衅我们刑侦队，心里有点窝火。”
老程叹了口气，目光落在张岚的脖颈上，语气凝重地说：“你看这伤口，角度精准，力度刚好，不是常年握刀、懂人体结构的人根本做不到。我怀疑凶手要么是外科医生，要么……是和我们一样的警察。”
我的心脏猛地一缩，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指尖瞬间冰凉。老程是法医，阅尸无数，他的直觉从来不会错。我强装镇定地转移话题，避开他的目光：“先别猜了，等技术科的进一步鉴定结果出来再说。对了，湖心区域派人搜了吗？凶器大概率在那里。”
“派了，正在搜。”老程点点头，没有再多问，转身回到了尸体旁。
我走到湖边，看着警员们穿着防水服，在冰冷的湖水里来回打捞，晨雾渐渐散去，阳光透过梧桐树枝桠，洒在湖面上，泛起粼粼波光。可我却觉得，这阳光无比刺眼，照得我心里的罪恶无处遁形。我想起六年前那些受害儿童的笑脸，想起他们家长绝望的哭声，想起自己空荡荡的家，想起墙上那枚象征正义的警徽，突然觉得无比荒谬——我以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是在守护正义，却终究变成了自己最痛恨的那种人，用罪恶的方式，去惩罚罪恶。
我知道，我在犯罪。我是警察，本该用法律的武器制裁罪恶，却用了最极端、最血腥的方式，把自己变成了一名杀人犯。可每当我想起那些被辜负的受害者，想起他们绝望的眼神，我又觉得，我做的没错——既然法律无法给他们正义，做那个“正义审判者”。
中午的时候，技术科传来消息：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有效指纹和毛发，湖心打捞到一把无编号军用匕首，刀刃上的血迹与张岚的DNA一致，但刀柄上没有任何指纹；另外，红色大衣的排查有了进展，全市近三个月卖出了27件同款，其中女性购买24件，男性购买3件，目前正在核实这3名男性的身份信息。
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那把被装在证物袋里的匕首，突然觉得无比疲惫。我精心策划的一切，看似天衣无缝，却终究会留下破绽——或许是那3条男性购买记录，或许是老程对“警察作案”的怀疑，又或许，是我心里那点越来越重的负罪感。
陈默跑过来，脸上带着兴奋的神情，语速飞快地说：“陆队，有重大发现！我们查到其中一个买红色大衣的男性，是一家私立医院的外科医生，有过医疗纠纷前科，而且身高刚好167厘米，昨晚没有不在场证明！我们现在就去抓他！”
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落叶，压下心里的波澜，声音很激动：“你傻呀，我之前教你的你都忘了啊，他没有不在场证明又怎么样，你又没有直接证据说他杀了人。”
“对哦，那我们还是先赶紧去吧。”陈默尴尬的说。
警车驶离公园时，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片落叶堆。阳光洒满了整个公园，驱散了晨雾，照亮了每一片落叶，像是要驱散所有的黑暗。可我知道，有些黑暗，藏在警服之下，藏在“正义”的面具之后，永远见不得光。
我是陆衍，是市刑侦支队重案组组长，是一名办案警察，也是一名杀人凶手。我是独生子，无牵无挂，所以我敢亲手审判罪恶；也正因无牵无挂，当我坠入地狱时，连一个回头的理由都没有。而这场以“正义”为名的审判，才刚刚开始；我要让那群罪恶的人都为自己的行为得到应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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