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的雨是咸的，像血混着海水，灌进我喉咙里。
1993年11月24日，深圳入冬前最后一场台风登陆。
不是新闻里说的“强热带风暴”，是真正的、能把渔船拍散架的“黑格比”。
天是铅灰的，蛇口渔港的铁皮棚顶被掀翻三块，雨水像高压水枪，从破洞里直灌进修船厂车间。
我蹲在角落的旧轮胎堆上，用身体挡着那只红漆木箱——里面装着程铮攒了半年的“宝贝”：半箱走私的摩托罗拉对讲机零件、两本手抄的《船舶柴油机维修图解》、还有一只用蓝布裹了三层的海螺哨。
今天他奶奶咳血住院第七天，程铮已经三天没合眼。
白天替人焊船板，晚上蹲在中医院走廊卖血，回厂子接着修“永昌号”尾舵——那是他押上全部身家接的活：修好，拿三千；修坏，赔八千。
我攥着刚领的六百块工资，还有缝在内衣夹层里、被体温焐得发软的两千块——那是我偷偷垫的医药费。
收据藏在鞋垫底下，墨迹被汗洇开：“中医院住院部·程李氏，预交押金：¥2000”。
我不敢给他看。
怕他跪下来谢我，更怕他红着眼吼：“梁晚，你他妈是不是觉得我连自己奶奶都养不起？”
雨水顺着铁皮屋檐砸在我后颈上，冷得像刀刮。
我听见厂门口传来熟悉的脚步声——沉重，拖沓，左脚拖着地，那是他右腿旧伤在阴雨天犯病了。
程铮推门进来时，浑身湿透，头发贴在额角，睫毛上全是水珠。
他肩上扛着半截断裂的船用传动轴，金属锈味混着血腥气，劈头盖脸砸了过来。
“晚晚？”他看见我，先是一愣，随即扯出笑，“怎么来了？不是说好……今晚不等我？”
我没说话，伸手去接他肩上的铁疙瘩。
他躲开，把轴扔进废料堆，溅起一片锈水。
“脏。”他哑着声，“你站远点。”
他走到木箱前，掀开蓝布，取出海螺哨。
那只哨子比拳头略小，螺旋纹路清晰，内壁用银针刻着两行小字：
“程铮 × 梁晚｜1993.5.20”
——那是我们第一次牵手的日子，东门录像厅门口，他偷塞给我的。
“奶奶托人捎话，说这哨是外公留下的。”他拇指摩挲着刻痕，“老船员说，风暴夜吹它，声能穿三里浪。靠它，船才不会迷航。”
他忽然把哨子塞进我手心，合拢我手指：“你留着。下次我出海，你在岸上吹，我就知道……家还在。”
我低头看着那只温热的海螺，喉咙发紧。
——可我没有家了。
我妈的病历就在我背包里：“特发性肺纤维化，终末期，建议肺移植（费用预估：¥180,000）”。
医生说，这病遗传率超40%。若我结婚生子，孩子风险极高。
“程铮。”我开口，声音被雨声撕碎，“我们……分了吧。”
他动作顿住，像被雷劈中。
“你说什么？”
“我说，分了。”我把海螺哨放回他掌心，“你穷，你家有遗传痨病，你奶奶快不行了……我图你什么？”
他猛地攥紧哨子，骨节发白，声音却轻得像怕惊醒什么：
“梁晚，你再说一遍。”
我逼自己笑出来，学着录像厅里港剧女配的腔调：
“我嫌你穷。更嫌你命短——你全家咳血咳到断气，我可不想守寡。”
他没骂我。
只是慢慢松开手，任海螺哨掉进积水里，咕咚一声，沉进油污泛着彩虹光的水洼。
“好。”他点头，雨水顺着他下颌线流进衣领，“梁晚，你不配。”
车间外炸开一道惨白的闪电。
雷声滚过时，他腰间突然“嘀——嘀——嘀”响了三声。
那是他人生第一部BB机——二手的，翻盖裂了缝，花了八十块从华强北收来。
屏上跳着一串数字。
他盯着那串码，脸色骤变。
这串码，是中医院前台电话的呼叫号。
他转身就往门外冲。
我一把拽住他胳膊：“程铮！雨太大了，等一等！”
他甩开我，力道大得我踉跄撞上铁架。
“等？”他回眸，眼里血丝密布，像困兽，“梁晚，你他妈让我等什么？等我奶奶咽气时，连最后一口热水都喝不上？”
他冲进暴雨里，身影瞬间被灰幕吞没。
我跪在水里，摸到那只海螺哨。
油污渗进刻字缝隙，把“梁晚”两个字染成暗红。
我追到中医院时，已近午夜。
走廊灯管接触不良，忽明忽灭。
我看见程铮跪在307病房门口，头抵着门板，肩膀一耸一耸。
护士低声告诉我：“刚才抢救，但是没留住。家属签了字……人走了。”
我推开门。
病床上盖着白布，轮廓瘦小。床头柜上摆着一碗没动的猪肺汤，汤面凝着油花。
旁边，压着一张皱巴巴的纸——那是我垫的两千块押金收据。
程铮不知何时站了起来，攥着收据，手抖得像风里的帆。
“梁晚。”他声音哑得不成调，“这钱……哪来的？”
我张了张嘴，没出声。
他忽然冲过来，一把将我抵在墙上，收据拍在我胸口：
“你他妈是不是早就知道？我奶奶快不行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雨水从他发梢滴落，砸在我眼皮上，很烫。
“我知道。”我轻声说，“所以趁你还年轻，赶紧甩了你。”
他愣住。
我推开他，走到床边，轻轻掀开白布一角。
老太太面容安详，嘴角还带着点笑——像她总在修船厂门口，看程铮教我辨认螺栓型号时那样。
我从包里取出一个旧铁盒，打开——里面是六张崭新的百元钞，还有一小包麦芽糖。
“奶奶说，她走前要见你最后一面，给你留点甜头。”
我把钱和糖放在奶奶手边，合上白布。
转身时，程铮还站在原地，手里捏着那张收据，指节泛青。
“梁晚。”他忽然开口，“我奶奶临走前，让我把这个给你。”
他摊开另一只手——掌心里，躺着一只褪色的红布包。
打开，是第二只海螺哨。
比我的那只略小，内壁刻着：“平安归｜晚”。
“她说……这是她攒的私房钱买的。”他声音发颤，“托人从海南老船员手里换的，说一对哨子，一个出海，一个守岸，魂才不散。”
我伸手去接。
他却猛地攥紧，后退一步：“……不给。”
“你不是嫌我穷吗？”他盯着我，眼底烧着两簇火，“不是嫌我命短吗？那这哨子，你也不配要。”
他转身走向窗边，推开锈蚀的铁窗——
窗外，台风正撕扯着医院老槐树，枝干发出濒死的呻吟。
他扬手，将那只新哨子扔进风雨里。
“梁晚。”他背对着我，一字一句：
“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再见面——”
“你不配。”
我走出医院时，雨小了。
梧桐叶贴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像一张张被遗弃的船票。
我蹲在垃圾桶旁，翻找。指甲缝里塞满污垢，终于摸到那只被扔掉的哨子。
它卡在烂菜叶和针管之间，哨孔堵满泥浆。
我用袖口擦了又擦，直到刻字清晰——
“平安归｜晚”
我把哨子按在胸口，慢慢走回东门。
路过修船厂，门虚掩着。
我推门进去，车间已空。
只有那只红漆木箱静静搁在角落，箱盖敞开——
摩托罗拉零件没了，书没了，连蓝布都卷走了。
唯独箱底，压着一张纸。
是“永昌号”的维修合同。
违约金那栏，被红笔狠狠圈出：¥8,000。
右下角，程铮的签名被水泡糊，只剩一个潦草的“程”字。
我蹲下，把“平安归｜晚”的海螺哨放进木箱深处，用废帆布盖好。
然后，从内衣夹层撕下那张两千块药费收据，轻轻压在哨子上面。
——就当是我，替他奶奶，还他的债。
出门前，我最后看了一眼车间。
屋顶破洞漏下的雨水，在地上积成小小一洼。
倒影里，我苍白如纸，发梢滴水，活像一具刚捞上来的尸体。
而水洼中央，静静躺着第一只海螺哨——
“程铮 × 梁晚”。
我把它留在这里了。
有些东西，沉了，就该留在海底。
那一夜，我高烧到39度，咳着血回到八卦岭出租屋。
房东阿婆摸我额头，叹气：“后生仔，命比纸薄，心比天高啊。”
我昏睡三天，醒来第一件事是去中医院。
护士递给我一个信封：“你走后，有个男孩来过，放下这个就走了。”
里面是两千块现金，捆着根蓝布条——和包海螺哨的，是同一块。
还有一张字条，铅笔写的，被水洇得模糊：
“钱还你。哨子我捡回来了。
——你不配，但我配不上你。”
我捏着字条，站在医院门口，看第一缕冬阳刺破云层。
远处，蛇口港汽笛长鸣——
那是“永昌号”首航，载着第一批走私的索尼录像机，驶向公海。
船头站着个瘦高的年轻人，蓝工装被海风吹鼓，像一张倔强的帆。
我没喊他。
只是把字条折成小船，放进排水沟。
它载着那句“配不上”，随浑浊的水流，漂向大海。
——而我的命，从那天起，
也成了一艘没有哨音的船，
驶向注定沉没的春天。
——他以为她弃他如敝履，却不知她把命，悄悄垫进了他人生的底舱。
1994年3月18日，“永昌号”首航归来。听船上的人说
听船上的人说不是凯旋，是狼狈返航——货舱进水，半船索尼录像机泡成废铁，舱底柴油泄漏，熏得全船人三天吃不下饭。
但程铮站在船头，西装袖口还沾着油污，眼神却像淬了火的锚链：冷、硬、拉不断。
他赔光了所有，倒欠船东两万八。
可没人敢催债。
——他在公海为抢修主机舱，赤手拧断三根锈死螺栓，掌心血肉模糊；台风夜绑着安全绳爬出舷外堵漏，差点被浪卷走。
码头老工头叼着烟说：“这后生，命是铁打的。”
他没回家。
径直走向蛇口旧修船厂——那间屋顶漏雨、铁皮墙锈穿的破棚屋，他和梁晚曾躲在里面，听她哼《海阔天空》，他用扳手敲打废铁桶打拍子。
门虚掩着，推开发出“吱呀——”一声，像一声叹息。
厂子空了。
机器拆了，轮胎堆清了，连地上那滩油污水洼都干了，只剩一圈彩虹色的渍痕。
唯独那只红漆木箱，还静静搁在角落，蒙着薄灰，像具被遗忘的棺。
他掀开了箱盖。
帆布下，赫然是那只海螺哨。
不是他扔进风雨的“平安归｜晚”，而是最初那只——“程铮 × 梁晚｜1993.5.20”。
哨身被擦得锃亮，油污尽褪，连内壁刻字都泛着微光，仿佛日日有人摩挲。
他指尖颤抖着，捧起它。
哨孔干净，无一丝泥垢——我洗过它。在暴雨夜之后，在他奶奶咽气之后，在他骂我“不配”之后……我竟还回来，洗净了它，放回这里。
哨子底下，压着一张纸。
不是合同，不是字条。
是收据。
中医院住院部，程李氏，预交押金：¥2000。
墨迹被反复摩挲，边缘毛糙，像被眼泪泡过又晒干。
背面，是梁晚的字——清瘦，力透纸背：
“钱已还。哨子我捡回来了。
——你不配，但我——配不上你。”
程铮盯着那行字，呼吸骤停。
——我垫了两千块。
在他卖血换药、跪求医院缓交押金、以为全世界都弃他而去的那个晚上……
我默默掏了两千块，塞进缴费窗口，连名字都没留。
他猛地攥紧收据，纸边割进掌心旧疤——那是修船时被角铁划的，我曾用蓝布条给他包扎，边缠边骂：“程铮，你这双手是用来开大船的，不是拿来修破铁皮的！”
可我没说，那蓝布条，是我从自己衬衫袖口撕下来的。
他冲出修船厂，直奔八卦岭。
1994年的八卦岭，握手楼密如蛛网，污水横流，电线像乱麻缠在头顶。
他按着记忆找到那栋六层旧楼，302室。
门开着。
屋里空了。
床没了，小书桌没了，连墙上那张《深圳特区报》剪下的“深南大道通车”新闻图都揭走了。
只剩墙角一滩水渍，形状像个人蜷缩的轮廓——那是我发烧咳血时，整夜蹲在那里等天亮的印子。
房东阿婆蹲在楼下择菜，见他便叹气：“小程啊，那姑娘走啦。”
“去年腊月二十三，扛着个破行李卷，坐广九线绿皮车走的，说去广州打工。”
“走前把三个月房租塞我门缝里，连水电费都算得清清楚楚。”
程铮喉结滚动：“她……病好了？”
阿婆摇头：“哪能好？走那天咳得撕心裂肺，脸色比纸还白。我塞给她两包麦芽糖，她收了，说‘谢谢阿婆，甜的，好咽药’。”
他僵在原地。
——她走时，还在吃药。
他忽然想起什么，翻出皮夹最里层——
一张泛黄的《深圳晚报》剪报，标题刺眼：
《我市将试点职工医保，个体户、临时工暂不纳入》
（1994年2月1日刊）
我在电子厂做临时工。
没医保。
两千块，是我半年工资。
他靠着斑驳的楼道墙，缓缓滑坐在地。
海螺哨抵在额角，冰凉。
哨孔里，似乎还残留着我最后一次吹气的温度——微弱、断续，像一句没说完的告别。
【闪回：1993年12月1日｜梁晚的离开】
我走得很静。
没告诉任何人。
连素素——那个被我从“金海湾”夜总会拉出来的姐妹——都只收到一张字条：
“我去广州投奔表姐，电子厂活太累。勿念。
——钱替我还了，他不欠我。”
我卖了所有：
二手收音机（¥35）、毛线织的蓝围巾（¥20）、高中毕业照相框（¥5）……
凑了四百块，塞进信封，留在修船厂门缝下，附字：“违约金，补两千八，余作医药。”
那晚我咳到窒息，扶着洗手池吐出带血丝的痰。
镜子里的女人眼窝深陷，锁骨凸出如刀锋。
我用冷水拍脸，擦掉血迹，从枕头下摸出最后一件东西——
第二只海螺哨，“平安归｜晚”。
我把它放进一个铁皮糖果盒，盒底垫着晒干的木棉花（本地人说，压惊安神）。
然后，我走到东门街角的公用电话亭。
投币，拨号。
接通的是中医院总机。
我声音很轻：
“您好，麻烦转住院部……程李氏的主治医师。”
“我是她……邻居。”
“我想问，她走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电话那头沉默良久，传来一个疲惫的男声：
“程老太太临终前，攥着护士的手说……‘告诉小铮，别怪晚晚。那孩子，比亲孙女还孝顺。’”
“还有……”他顿了顿，“她说，哨子成对，魂才不散。务必……务必让两个孩子都留着。”
我挂了电话。
雪花开始飘落，1993年的第一场雪。
我没打伞，把铁皮盒紧紧抱在胸前，像护着一颗尚在跳动的心脏，一步步走向罗湖火车站。
身后，修船厂方向隐约传来汽笛声——
“永昌号”试航，首鸣。
【1994年3月19日】
程铮回到蛇口，把两千块收据钉在“永昌号”驾驶舱的木板上，正对罗盘。
底下压着海螺哨。
他开始拼命。
白天跑船，夜里接私活——替走私船引航、帮台商运“水货”、甚至冒险载过一批没报关的冻肉。
他攒钱，疯狂地攒。
一张张港币、人民币塞进铁盒，盒底垫着那张收据，像船底压舱的石头。
1994年10月，他买下第一艘二手货轮，“新永昌号”。
下水礼上，他当众把海螺哨浸入香槟塔，高举酒杯：
“敬过去。敬那个教会我——穷，不是原罪；心死，才是。”
没人知道，他每晚睡前，会把哨子贴在耳边，听它空腔的回响。
1995年春节，他托人辗转打听到我在广州一家制衣厂做工。
地址是假的。
——我早辞了工，回了深圳，在八卦岭另一栋楼租了更小的单间，靠替人抄写文件糊口。
他寄去一封信，只有一行字：
“钱已还清。哨子在我这。你欠我一句解释。”
信退了回来，批注：“查无此人。”
他暴怒，撕碎信纸，把海螺哨狠狠砸向舱壁！
哨身裂开一道细纹，却不碎。
像我当年站在暴雨里，瘦得摇摇欲坠，却始终没倒。
他蹲下，捡起哨子，用船用环氧树脂细细粘合。
一边粘，一边哑声笑：
“梁晚……你躲？好。”
“等我成了深圳港最阔的船东，我看你还往哪儿躲。”
——他以为我在躲他。
他以为我因羞愧而逃。
他以为那两千块，是我施舍的怜悯，是我心虚的补偿。
他不知道——
我留下哨子与收据，不是求他原谅，是替他奶奶，还他最后一份心安。
我转身离去，不是逃避，是怕自己咳血的模样，会让他想起那个遗传痨病的家族，想起他穷尽一生也逃不脱的宿命。
他更不知道——
1994年冬至，我蜷在出租屋，高烧40度，手里攥着一张《深圳商报》：
《新永昌号首航南沙，船东程铮接受专访》
配图里他西装笔挺，站在船头，眼神锐利如刀。
我用冻裂的手指，一遍遍描摹他眉眼，轻声说：
“阿铮……你终于，飞起来了。”
窗外，深圳湾潮声呜咽，
像一只无人吹响的海螺哨，
在空旷的夜里，
无声地，为一艘永不靠岸的船，鸣笛。
——我把命熬成灯油，只为再看一眼，他驶向远方的船。
1997年12月31日，深圳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夜。
寒流裹挟着咸腥的海风，从大鹏湾直灌进盐田港。
路灯昏黄，照着新启用的盐田港一期码头——崭新的桥吊如钢铁巨兽蹲伏，集装箱层层垒叠，像一座座沉默的碑。
远处，“永昌号”正缓缓靠岸，船身漆着鲜红的“永昌航运｜SZ-001”，探照灯扫过海面，劈开一道雪亮的光路。
我站在防波堤尽头，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呢大衣——那是1993年程铮送我的生日礼物，袖口磨出了毛边，内衬用蓝布细细补过三处。
此时的我，已经瘦得脱了形，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唯有那双眼睛，依旧清亮，像退潮后留在礁石上的星子。
轻轻咳嗽，捂住嘴的手帕撤开时，洇着暗红。
——肺已经烂了大半，癌栓爬上腔静脉，医生说：“撑不过开春渔汛。”
可我骗了所有人。
包括素素，包括主治医师，甚至包括我自己。
我没签遗体捐赠协议——太贵了，光公证费就要三百。
只在一张烟盒纸上写了两行字，塞进内衣夹层：
“骨灰撒伶仃洋。
——哨子随葬，替我守他。”
可我知道，程铮不会让我随葬。
他早把哨子挖了出来，粘得严丝合缝，揣在胸口，像揣着一颗失而复得、却早已停跳的心。
我从包里取出那只海螺哨。
不是原装的，是1994年他摔裂后，用环氧树脂粘合的那只。
裂缝如一道闪电，横贯“程铮 × 梁晚”四字——“铮”字断在金字旁，“晚”字缺了最后一捺。
树脂老化泛黄，摸上去硬、脆、冷，像一块凝固的泪。
我把它贴在耳边。
海风呼啸，浪拍礁石，远处汽笛长鸣……可哨腔里，只有死寂。
——它再也吹不响了。
就像我，再也说不出那句“阿铮，我疼”。
【闪回：1997年12月30日·告别准备】
前一天下午，我去了市二院。
不是复诊，是退药。
“进口止痛片，我不要了。”我把药盒推回窗口，“换成国产的，片剂，最便宜那种。”
护士皱眉：“梁小姐，您这剂量……国产的压不住。”
“压得住。”我微笑，“我快好了，用不着那么贵的。”
我退了八片进口药，换回32片国产片——省下256块。
接着去华强北，花五块钱买了个旧BB机电池（型号：Motorola PageWriter 2000通用），又去蛇口旧货市场，花二十块买了个报废的翻盖BB机外壳。
回到出租屋，我拆开自己那只1993年的老BB机——屏裂了，键失灵了，唯有呼叫振动功能尚存。
我把新电池装进去，用胶带缠紧，又把素素送她的生日贺卡剪下一角，贴在翻盖内侧：
“1997.12.31｜晚安”
——那是我最后能留给世界的、像样的告别。
夜里，我翻出压箱底的蓝布条——当年包他伤口的那条，早已褪成灰白。
用它仔细裹好海螺哨，放进铁皮糖果盒，盒底垫着晒干的木棉花，还有一张泛黄的《深圳特区报》剪报：
《“永昌号”首航南沙成功，青年船东程铮接受专访》（1994.10.22）
配图里他站在船头，西装笔挺，眼神锐利如刀。
报道末尾一句：
“程铮说：‘穷不可怕，怕的是心死了。’”
我用指甲，在“心死了”三字上，轻轻划了一道。
然后， 我把盒子放进帆布包，锁好门，走出八卦岭。
身后，楼道灯忽明忽灭，像一颗将熄的心脏。
【盐田港·1997.12.31 21:47】
“永昌号”终于靠稳。
缆绳绷紧，发出低沉的嗡鸣。
舱门打开，人影晃动。
我眯起眼，在强光中搜寻。
——找到了。
程铮站在舷梯顶端，没穿西装，只一件深灰羊绒大衣，围巾松松系着，是我曾说“太素了，像守灵”的那条。
他指挥工人卸货，手势利落，嗓音穿透风浪：“3号舱先卸！小心那批仪器！”
五年了。
他鬓角添了霜，下颌线更硬，眼神却比1993年更沉，像压了千钧锚链的海。
他身边站着个年轻男人，递上对讲机，恭敬唤：“程总。”
——再没有女人。
听说阿霓早走了，去了澳门，在赌场驻唱，去年因吸毒被捕。
他再没养过任何人。
可这不代表他爱我。
只代表，他恨我的方式，从“用别人伤我”，变成了“用孤独凌迟自己”。
我慢慢举起海螺哨，抵在唇边。
没有吹。
只是做了一个吹气的口型。
风掠过哨孔，发出极细微的“呜——”声，像一声叹息，一缕游魂，一滴未曾落下的泪。
我仿佛听见1993年暴雨夜，他攥着哨子，哑声说：
“吹响它，风浪再大，也能听见彼此。”
可现在，风浪平了，船靠岸了，人……却听不见了。
突然，我袖口里的BB机震动起来。
——不是呼叫。
是我设的定时提醒：21:50。
这是我和自己的约定：看“永昌号”靠岸，21:50，转身离开，不贪多一秒。
我该走了。
再站下去，咳嗽会失控，血会溅上大衣，他会看见，会认出，会——
又一次，用怜悯或愤怒，把她钉在耻辱柱上。
我最后望了一眼程铮。
他正低头看表，抬手拨了拨被风吹乱的额发——那个动作，和1993年他修完船、用油手抹脸时一模一样。
我忽然笑了，眼角有泪滑落，瞬间被风吹干。
“阿铮……”她无声地说，
“你飞起来了。
真好。”
我转身，裹紧大衣，一步步走下防波堤。
背包里，铁皮盒轻轻晃动，木棉花簌簌作响。
程铮低头看表：21:50。
他抬眼，望向盐田港东侧防波堤——那处突兀的高点，总让他莫名心悸。
五年了，每次“永昌号”靠岸，他都会下意识看那里一眼。
像在等一个永远不来的信号。
今晚风大，探照灯光扫过堤顶，照见一个瘦小的身影，灰呢大衣被风吹得鼓起，像一只即将离枝的枯叶。
那人举起手，抵在唇边——
像在吹哨。
他心脏骤停。
——不可能。
早走了，有人说我嫁了港商，有人说我去了澳洲，连素素都说：“晚晚不想见你，别找了。”
可那姿势……太像了。
连肩胛骨因咳嗽微微耸起的弧度，都和她一模一样。
他拔腿就跑，大衣被风吹开，露出内袋——那里别着一只海螺哨。
“等我！”他嘶声喊，声音被海风撕碎。
可我已转身，走入灯影深处，背影单薄如纸，很快被集装箱的阴影吞没。
他冲到堤顶，只抓住一把冷风。
地上，静静躺着一片蓝布条——褪色、磨损、边缘毛糙，像从某件旧衣上撕下。
他捡起它，攥进掌心。
布条一角，用极细的针脚绣着两个小字：“平安”。
——是奶奶的字迹。
1993年，老太太病床前，我曾偷偷给他看过：“奶奶绣的，说戴身上，出海不迷航。”
他忽然跪倒在地，把蓝布条按在胸口，和那只海螺哨紧贴。
远处，“永昌号”汽笛长鸣，庆贺新年将至。
而他听见自己胸腔里，一声极轻的“咔”——
【最后一程｜1997.12.31 23:59】
我回到出租屋，已是午夜。
烧了壶水，泡了杯浓茶——太苦，像我这一生。
从铁皮盒取出海螺哨，放在桌上。
旁边，是那台改装过的BB机。
我设了最后一个定时：1998.1.1 00:01。
振动响起时，新年已至。
我拿起哨子，在环氧树脂裂缝处，用指甲轻轻一掰——
“啪。”
树脂彻底崩开。
哨身断成两截，“程铮”与“梁晚”，各持一半。
我把刻着“梁晚”的半只，放进嘴里，混着茶水，一口咽下。
——苦的。
但比咳血，好咽。
剩下半只“程铮”，我用蓝布条仔细包好，塞进铁皮盒最底层，压在《深圳特区报》剪报上。
然后，我躺上床，盖好被子，像睡一个寻常的觉。
窗外，深圳湾跨年烟花轰然升空，照亮半边天幕。
红的，金的，紫的……
像1993年东门录像厅门口，我捧着雪堆，笑着问他：
“阿铮，你看这堆雪，像不像蛋糕？”
我闭上眼，唇角微扬。
——这一次，我没说“下大雪了，我想吃蛋糕”。
我只在心里，轻轻补完那句，他永远没听过的真相：
“阿铮，当年分手，不是嫌你穷。”
“是怕我的命，把你拖进海底。”
“我配不上你……”
“可我，真的，好爱你。”
监护仪般的寂静中，
我听见远处，一声悠长的汽笛——
是“永昌号”，鸣笛启航，驶向1998年的第一缕潮。
而我的呼吸，
如退潮般，
轻轻，轻轻，
散入伶仃洋的夜风里。
【1998.1.3｜停尸房外的雪】
深圳罕见地下了雪。
细碎、冰冷、无声，像1993年东门街口那场雨的骨灰。
程铮站在市二院停尸房外，没穿大衣，只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衫——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穿的那件。
袖口还沾着盐田港的锈渍，领口别着那只半只海螺哨，“程铮”二字完整，而“梁晚”只剩半捺。
——听说我走后第四十八小时，他挖开了墓园新坟。
铁锹劈开冻土，撬开薄棺，只取走这只哨子。
其余，连我衣角一根线都没动。
“我说骨灰撒伶仃洋。”他当时对追来的素素说，声音平静得像在核对报关单，“我听她的。”
“可这哨子……”他摩挲着裂缝，“是奶奶给的。该还奶奶。”
素素一巴掌扇在他脸上，指甲划出血痕：
“程铮！她咽气前咳了半盆血，求医生‘别让程铮知道’——你猜她怕什么？”
“她怕你疯！怕你毁了自己！你他妈现在挖她坟，是想让她死都不安生？！”
他没躲，任血顺下颌流进衣领。
只问：“她……走的时候，疼吗？”
素素哽咽：“疼。疼得咬烂三块毛巾。可她不让喊，说‘省点力气，好上路’。”
他点头，转身走入雪中。
背影笔直，像一根即将断裂的锚链。
【1998.1.15｜疯的开始】
第三天，程铮照常出现在“永昌号”指挥室。
他剃了头，刮净胡茬，西装笔挺，甚至给每个船员发了红包。
“过年了，图个吉利。”他笑着说，眼角纹路深如刀刻。
可没人敢接。
——前夜，他单枪匹马闯进盐田港派出所，把周俏俏的表妹、那个实习记者李霓堵在值班室，逼她删掉所有关于梁晚的采访录音。
“你姐阿霓吸毒蹲号子，是你通风报信吧？”他把录音笔拍在桌上，“你拿她当枪使，伤我老婆。”
“现在，你选。”他抽出一张纸——是李霓父亲在蛇口码头的临时工合同，“要么你滚出深圳，要么，你爸明天就‘工伤’断指。”
他没动手。
可那眼神，已不是人的眼神。
船员们私下传：
“程总疯了，但疯得极静。夜里他蹲在驾驶舱，拿砂纸磨那只海螺哨，磨一宿，血混着树脂粉，流进罗盘缝里。”
“他说：‘晚晚的哨子漏风，我得给她补严实。’”
【1998.2.18｜吞哨】
元宵节。
程铮独自登上“永昌号”，下令起锚，驶向大鹏湾外海。
船员不敢违抗，只悄悄通知海事局——怕他效仿90年代那些破产船东，凿船自沉。
可“永昌号”没沉。
它停在当年梁晚母亲沉船的坐标点：北纬22°28′，东经114°26′。
1978年，梁晚外公的巡逻艇在此触礁，全员殉职，仅一具遗体被冲回岸，怀里紧攥着两只海螺哨。
一只刻“平安归”，一只刻“魂不散”。
程铮站在船头，海风灌满衬衫，猎猎作响。
他取出铁皮糖果盒——盒底木棉花已干枯成灰，压着半张《深圳特区报》：
《“永昌号”首航南沙成功》（1994.10.22）
他轻轻打开盒盖。
里面躺着另半只海螺哨——“梁晚”二字完整，“程铮”只剩金字旁。
树脂粘合处泛着蜡黄，像一道陈年旧疤。
他忽然笑了，对着空荡荡的海面，柔声说：
“晚晚，你看，我找到另一半了。”
“你咽下的那半只，苦不苦？”
风掠过哨孔，呜咽如泣。
他慢慢举起哨子，抵在唇边。
没吹。
而是——
仰头，一口吞下。
环氧树脂遇胃酸不溶，棱角尖锐如碎瓷。
他喉结滚动，哨身卡在食道，撕裂般剧痛。
船员冲上来按住他：“程总！快吐出来！那玩意儿会穿孔的！”
他推开所有人，按着胸口，声音嘶哑却清晰：
“别拦我。”
“这次……我替她疼。”
——我咽下“梁晚”时，没吭一声。
他吞下“程铮”，就该把那三年咳血、那三十次晕厥、那八十七天倒数……
一并吞下去。
剧痛如潮水漫过胸腔。
他跪倒在甲板上，血从嘴角溢出，滴在铁板上，绽开一朵朵暗红的花。
恍惚中，他看见1993年暴雨夜：
我蹲在修船厂门口，浑身湿透，仰头求他：“程铮，我们别分……我陪你熬，好不好？”
而他把海螺哨扔进积水，说：
“梁晚，你不配。”
又见1997年盐田港：
我站在防波堤尽头，灰呢大衣被风吹鼓，像一只枯叶。
抬手作吹哨状——
而他冲过去，只抓住一把冷风，和一片褪色的蓝布条，绣着“平安”。
最后一幕，是停尸房。
白布掀开一角，我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唇角却微微上扬，像在笑。
素素哭着说：“她走前最后一句是——‘阿铮，你飞起来了。真好。’”
程铮蜷缩在甲板上，血越咳越多，混着胃液，染红前襟。
他摸索着，从内袋掏出那片蓝布条，紧紧攥在掌心。
“晚晚……”他气若游丝，“我补好了……哨子……”
“你听……它响了……”
远处，海事救援船鸣笛逼近。
汽笛长鸣，穿云裂帛——
像一只终于吹响的海螺哨，
呜——
呜——
呜——
而他的心跳，
如潮退般，
轻轻，轻轻，
散入伶仃洋的雪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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