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记者朋友的约定定在城东一家不起眼的独立书店,时间是周六下午三点。我提前半小时到达,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点了一杯热茶,视线却不断扫过门口。书店小而安静,木质书架散发着旧纸张与咖啡混合的气味,这种平凡的环境反而让我更容易捕捉到不寻常的气息。
三点整,一个穿着休闲夹克、戴细框眼镜的男人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本翻旧的政治纪实。他扫视一圈,目光落在我身上时微微点头——是陈昊,我曾在公益法律援助机构共事的记者,擅长调查性报道,文笔锋利,做事谨慎。我们曾在三年前合作过一篇关于非法医疗实验的报道,那次他展现出的职业嗅觉让我印象深刻。
我们在角落坐下,他开门见山:“你说有足以震动社会的隐秘交易链,现在可以说了。”
我压低声音,将“时间拍卖行”与“时序会”的基本情况复述了一遍,省略了我和沈曼青的直接接触细节,只给出已核实的线索:拍卖会的存在、寿命等额扣除的规则、几起可疑的死亡与巨额资金流入、以及暗网里的技术概述。我还展示了部分脱敏处理的文件截图——成员名录的片段、全球拍卖行分布、生命时段剥离的简要原理。
陈昊的神情从专注转为凝重。他反复查看截图,低声说:“如果这些是真的,涉及的就不只是伦理问题,而是对人类生命权的系统性掠夺。问题是,我们拿不到直接证据,警方未必敢碰,媒体也不一定能发。”
“所以我需要你先准备一份安全备案,”我说,“如果我不测,这些资料会通过你公之于众。”
他沉默片刻,郑重地点头:“我会加密存档,并做好防追踪措施。但你必须小心,‘时序会’既然能抹掉交易痕迹,就能锁定信息泄露者。”
离开书店时,我的后背已被冷汗浸湿。我明白,这一步等于在“时序会”的雷区里插了一面旗,他们不可能毫无反应。
果然,反制来得比我预想的更快。当晚十点,我的手机接到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只有四个字:“停止动作”。紧接着,事务所的门铃在深夜响起,我透过猫眼看到一名身穿快递制服的男子,可他的站姿与眼神毫无快递员的随意,而是像在执行某种监视任务。我没有开门,他按了两下门铃便离开。
第二天,我发现自己被跟踪了。无论是去超市、去医院探望父亲,还是在咖啡店坐下,总会瞥见同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在不远处出现,既不靠近也不远离,像一道甩不掉的影子。我故意绕了几条街,他依旧保持距离跟在后面。这种程度的盯梢,只有“时序会”才有资源和动机去做。
与此同时,我设法联系了之前在调查中认识的几位曾参与交易的人,想确认他们的现状。大部分人避而不谈,唯有一位曾在拍卖行做过临时安保的年轻人,在匿名聊天里透露了一些零碎信息:拍卖行背后不仅有资金调度,还有医疗实验团队,他们在境外某研究机构进行时段剥离的活体测试,早期实验曾导致多名受试者精神崩溃与记忆缺失——这与阿九的症状吻合。更令人发毛的是,他说那些受试者的“剩余时间”并不会被销毁,而是会重新注入拍卖系统,成为高端拍品。
换句话说,被收割的时间有一部分来自活体实验的损耗品,它们被重新包装成“优质时段”,卖给最需要延寿的买家。这意味着,拍卖行不只是生命交易的中介,它本身就是一个隐形的生命制造厂与再分配中心。
我把这些信息补充进加密备忘录,并发送给陈昊的备用邮箱。此时的我已清楚,自己正站在风暴的中心——如果“时序会”决定灭口,我几乎没有生路;可如果我不把这些真相传出去,这套系统会继续吞噬更多人。
沈曼青的电话在第9章末尾再次打来,她的语气冷了几分:“林律师,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我们给了你机会,现在,后果要你自己承担。”
我反问:“你们用别人的命换自己的命,还叫机会?”
她在电话那头沉默,随后淡淡道:“你父亲术后的康复记录很干净,但如果我们想让它不干净,也很容易。”这句话像一把冰锥刺进我心里——他们不仅监控我,还能直接威胁到我最脆弱的支点。
我握着手机,看着窗外夜色,第一次感到孤立无援。可我也明白,越是如此,越不能退。真相已经流出,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看见,也足以在某个临界点引发连锁反应。
暗流在城市的表面下汹涌,拍卖会的钟声依旧在午夜敲响,晶瓶里的光依旧流淌,可我知道,下一次拍卖,可能就是决战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