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林走后,陆诏宁在椅子上坐了很久。他把那份已经被他翻烂了的卷宗合上,推到一边,伏在桌上,把脸埋在手臂里。办公室里的键盘声、说话声、脚步声,都隔着那层手臂变成模糊的嗡嗡声。他趴了一会儿,直起身,去茶水间接了杯水。回来的时候,桌上多了一样东西。
一张折了两折的纸,A4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缘还有毛边。上面写着他的名字——“诏宁”。他认识这个字迹——法医鉴定报告上的字迹,工整的,一笔一画的,像刻出来的。和他在法医报告上写鉴定意见时一模一样。他放下水杯,拿起那张纸,展开。
“诏宁,我写这封信,不是要你改变什么。你说了,你接受不了,我听见了。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说的话是认真的。不是冲动,不是一时兴起。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你坐在我旁边的时候,你笑的时候,你趴在桌上睡着的时候。那些时候你都不知道我在看你。你不知道也没关系。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不用回复我。不用觉得愧疚。你接受不了,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只是我们不一样。祝你平安。——宋时予”
陆诏宁把那封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纸被他攥在手里,边角皱了起来。他拿起手机,翻到宋时予的号码,拨了过去。响了三声。接了。电话那头没有说话,只有呼吸声,很轻,像是在等什么。
“你在哪?”陆诏宁问。宋时予说在单位。陆诏宁说:“我去找你。”宋时予没有说话,呼吸声还在,很轻。“我就问一句话。”陆诏宁的声音有些发紧。“问完就走。”沉默了几秒。宋时予说好。
陆诏宁挂了电话,拿起外套,快步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灯亮着,白得发灰,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墙上,像一把出鞘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