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

左夫子

一点两天三年五载

八月七旬半过十年

墨迹不干梅雨又来

银花火树命途多舛

夏常在等风雨悠哉

黄泉路难过忘川河难行私心不改

足下三重重足前两点点

厚雪覆盖

无缘两空空嗟叹身不由己

呜呼哀哉！

《墨渍梅雨》

一九五四年的杭州，梅雨来得比往年都早。陈如晦站在“栖云轩”的屋檐下，看雨水顺着瓦当滴成一道透明的帘。店堂里那股熟悉的霉味又泛起来了——是陈年宣纸、宿墨和木头柜子混在一起的味道，经了潮气，便发酵成一种时间的叹息。

“一点两天三年五载……”他喃喃自语，食指在空气中虚画着。

这句诗是师父留下的。五年前，师父陆雪斋在弥留之际，用枯枝般的手指在他掌心写下这几个字，然后说：“如晦，裱画的人，最懂时间。”

那时的陈如晦还不懂。他只知埋头学艺：如何调浆糊才不招虫，如何揭裱不伤画心，如何让百年前的颜色在雨过天青的绫绢上重新醒来。师父是杭州城最后一位懂得“全色”绝技的装裱师——不是简单的补色，而是能让破损处的颜色与原作天衣无缝，甚至随着岁月一同老去。

栖云轩的生意越来越淡了。时局变了，人们不再收藏古画，那些明清的山水、花鸟，要么被收走，要么被藏进箱底。偶尔来的主顾，多是要求把家传画作改头换面——山水上添面红旗，仕女手中加本红宝书。陈如晦一律摇头：“我不会。”

不是不会，是不愿。

“陈师傅在吗？”雨幕里闯进一个人，四十来岁，戴眼镜，腋下夹着一个油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卷轴。

来人自称姓沈，是省博物馆的。他打开油布，里面是一幅残破不堪的画。画的是元宵灯会：银花火树，宝马香车，仕女提灯，童子戏炮。但画面损毁严重，左下角烧了一个洞，右上角霉了一大片，绢本脆得仿佛一碰即碎。

“这是清中期杭州画家江寒汀的《上元灯彩图》，原本藏在我们馆里。五年前转移时遭遇火灾，又受了潮。”沈同志推了推眼镜，“馆里想修复它，作为民间艺术的代表展出。听说陈师傅是陆雪斋先生的传人……”

陈如晦没有接话。他俯身细看画心，鼻尖几乎贴到绢面。在霉斑和焦痕之下，他看见了一些别的东西：那不是普通的元宵图，在人群边缘的阴影里，隐约有几个读书人模样的身影，正将灯笼挂上一棵老梅——梅枝的形状，细看竟是一个“文”字。

“这幅画，”他直起身，“不只是灯彩图吧？”

沈同志顿了顿，压低声音：“馆里老研究员说，这可能是江寒汀加入天地会那年画的。画里藏了反清复明的暗号。但这些不能写进说明里，我们只说是‘民间节庆风俗画’。”

陈如晦的目光落在画面中央。一个提兔儿灯的少女站在灯楼下，仰头看一盏走马灯。那盏灯上绘着八仙过海，但在吕洞宾的剑尖，极细的笔触勾勒出一行小字：“夏常在，等风雨。”

“夏常在……”他心中一动。

“怎么？”沈同志问。

“没什么。”陈如晦摇头，“这画损毁太严重，要完全修复，至少得三个月。而且有些材料现在很难找。”

“材料馆里尽量提供，时间……最好在国庆前完成。”沈同志留下画和定金，又消失在雨里。

陈如晦关上门，将画在长案上缓缓展开。梅雨天的光线灰蒙蒙的，但画上的银花火树竟仿佛自己发出光来。他看见灯海中那个提兔儿灯的少女，看见她嘴角若有若无的笑意，看见她裙裾上绣的缠枝莲——正是他最熟悉的针法。

因为那幅画里的少女，像极了一个人。

一九三七年的元宵，杭州还没沦陷。十九岁的陈如晦跟着师父去清河坊看灯。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夏清漪。她站在自家灯笼铺前，穿水红袄子，手里提一盏自己扎的兔儿灯，灯罩上绘着精细的工笔牡丹。人潮涌动，她踮着脚找什么人的样子，然后看见了陆雪斋，笑着招手：“陆伯伯！”

后来陈如晦知道，夏家与师父是世交。夏清漪的父亲是杭州有名的画师，与江寒汀是同门。她自幼习画，尤其擅工笔，却因是女子，不能像父兄那样参加画会、结交名流。

他们是在栖云轩的后院熟起来的。夏清漪常来请教装裱的学问——她说想学如何保存自己的画。陈如晦教她调浆糊，她教他分辨矿物颜料：石膏的白，石绿的翠，朱砂的艳。在那些梅雨连绵的午后，他们一起修补古画，肩并着肩，呼吸相闻。

“如晦你看，”有一次，她指着一幅明人山水上的一叶扁舟，“这船这么小，却在这么大的江上。画画的人，心里该有多孤独。”

陈如晦那时不懂孤独。他只觉得，和她在同一间屋子里，闻着同样的墨香，时光便静好得不像真的。

一九三八年春，杭州沦陷半年后，夏清漪的父亲病逝。临终前，他把女儿叫到床边，交给她一个紫檀木匣：“这里面是江寒汀师伯的一幅画，画的是元宵灯会。但这画……不能见光。你收好，等太平了，交给该交的人。”

那年夏天，夏清漪加入了地下抗日组织。她利用灯笼铺作掩护，传递情报。陈如晦知道后，第一次对她发了火：“你知道有多危险吗？日本人杀人不眨眼！”

“我知道。”夏清漪很平静，“但我不能只做一个等风雨的人。陆伯伯不是说过吗？裱画的人，要让该留下去的东西留下去。”

她看着他，眼睛亮如星子：“如晦，有些东西比画更重要。”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一九四〇年的元宵。那晚没有灯会，全城戒严。夏清漪悄悄来到栖云轩，交给他一个油布包：“这幅画，帮我藏好。如果我回不来……”

“别说傻话。”

“我是说如果。”她笑了，笑容在昏暗的油灯下有些模糊，“如晦，等风雨过了，我们去看真正的元宵灯会，好不好？要有很多很多的灯，照亮整个西湖的那种。”

她没有说去哪，做什么。陈如晦也没问。那是他们之间的默契——知道得越少，对彼此越安全。

她走后三个月，日本人全城搜捕地下组织成员。陈如晦听说灯笼铺被抄了，夏清漪被捕。他发疯似的四处打听，得到的消息是：她在狱中什么也没说，三个月后，被秘密处决在钱塘江边。

尸体都没找到。

陈如晦把自己关在栖云轩七天七夜。出来后，他拜别师父，说要离开杭州。陆雪斋没有拦他，只在他手心写下一行字：“一点两天三年五载。”

“师父，这是什么意思？”

“时间。”陆雪斋说，“对匠人来说，时间不是流水，是墨迹。一点墨落在纸上，两天会干，三年会淡，五载……可能就渗进纸骨里，再也分不开了。”

陈如晦没走成。因为夏清漪的父亲临终托付的那幅画，还藏在他这里。他不能带着它亡命天涯，也不能让它落在日本人手里。

于是他留下，成了另一个“等风雨”的人。

……

雨还在下。陈如晦从回忆里挣出来，重新审视眼前这幅《上元灯彩图》。十五年了，这幅画以这样的方式回到他面前——残破、焦黑、霉烂，却依然能看见当年的银花火树，看见那个提兔儿灯的少女。

他开始修复。第一步是清洗：用排笔蘸温水，一遍遍淋洗画心，让百年尘垢和火灾的烟灰慢慢溶解。污水在盆里积起一层灰，但画面渐渐露出原本的颜色——惊人的鲜艳，仿佛昨日的颜料。

第二步是揭裱。这是最危险的工序，要用镊子一丝丝剥离已经酥脆的背纸。陈如晦花了整整十天，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揭下的背纸碎片装满三个纸盒。当最后一层背纸剥离时，他看见了画心的背面——那里竟然有字。

是极细的小楷，写在绢背，透过光才能看见：

“戊戌上元，与同门会于吴山。是夜灯海如昼，然国事蜩螗，诸君皆忧。寒汀兄作此图，暗藏我辈心志。余添一少女于灯下，非实有其人，乃寄所望——愿后来者见之，知此夜有此心。夏文澜记。”

夏文澜，正是夏清漪的父亲。

陈如晦的手颤抖起来。他继续往下看，在画心背面的右下角，还有一行更小的字：

“女清漪见此图，云画中少女当持兔灯，灯上绘牡丹。从其意添之。时庚辰梅雨。”

庚辰年，一九四〇年。正是夏清漪牺牲那年。

原来画中那个提兔儿灯的少女，是她自己添上去的。而她添的那个细节——兔儿灯上的工笔牡丹，正是陈如晦最熟悉的笔法。他们曾一起临摹过同一本牡丹谱，她画花瓣的转折，他勾叶脉的走向。

“夏常在，等风雨。”画中走马灯上的字，此刻有了新的含义。

陈如晦闭上眼睛，感觉有温热的液体涌上来。十五年了，他以为自己已经学会把一切锁在心底，像锁进樟木箱的画，不看不碰，任其蒙尘。但这幅残破的画，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所有他以为已经锈死的锁。

接下来的修复异常艰难。梅雨持续不断，空气湿度太高，浆糊干得太慢，补上去的绢片容易起皱。陈如晦不得不在工作间里生起炭盆，用微火烘烤，但又要控制温度，不能伤了画心。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累了就伏在案边小睡片刻，醒来继续。

沈同志每周来看一次进度。每次他都惊叹：“陈师傅，这简直是起死回生！”

但陈如晦知道，真正的难关在后面——全色。烧毁和霉烂的部分需要补全颜色，要让新补的颜料与三百年前的旧色和谐统一，甚至要预判它们未来会如何一起老去。

他开始调配颜料。石膏、石绿、朱砂、金粉……一样样研磨、调胶。但最难的是那种银花火树的亮白色——不是普通的白，是灯火映在夜空的颜色，要有光，有温度，有节日特有的欢欣与怅惘。

他试了无数次，都不对。要么太冷，像月光；要么太暖，像烛火。就是没有那种“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璀璨。

八月，梅雨终于停了。杭州迎来酷暑。陈如晦在工作间里汗如雨下，却不敢开窗——怕灰尘落在画上。他的咳嗽越来越重，有时咳得直不起腰。但他不敢停，国庆的期限像悬在头顶的剑。

一天深夜，他累极了，趴在案上昏睡过去。梦里又是那个元宵夜，夏清漪提着兔儿灯，在人群中回眸一笑。他想喊她，却发不出声。然后灯海忽然变成火海，她的身影消失在烈焰中……

陈如晦惊醒，满身冷汗。窗外月色正好，银辉透过窗纸，洒在未完成的画上。就在那一瞬间，他看见了——月光照在已经补全的灯楼部分，那些新补的颜色竟然与旧色浑然一体，在月色下泛着柔和的、仿佛自内而外的光。

他明白了。他一直在找的“光”，不在颜料里，在时间里。新补的颜色太新，太“生”，需要时间的沉淀。但时间不能加速，除非……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接下来的三天，陈如晦没有碰颜料。他把修复了大半的画挂在工作间里，打开所有窗户，让杭州八月的阳光、夜风、甚至偶尔飘进的尘埃，自由地接触画面。每天清晨，他用最软的羊毛刷轻轻拂去灰尘；每天黄昏，他对着画静坐一小时，什么也不做，只是看。

沈同志再来时，看到画被“暴露”在空气中，大惊失色：“陈师傅，这太危险了！万一又受潮或者落灰……”

“它在天地间挂了三年百年。”陈如晦平静地说，“现在需要的不是温室，是一口气。”

神奇的是，经过这么一“晾”，新补的部分果然褪去了生涩，与旧画融合得更自然了。陈如晦这才开始最后的全色。这一次，他的手稳如磐石，每一笔都恰到好处。

九月下旬，画基本修复完成。只剩下最后一道工序——装裱。陈如晦选了一款雨过天青色的绫子，上面有暗银线的云纹。他说：“灯火再亮，也是夜的背景。裱边要用夜色，才能衬出光。”

装裱那日，沈同志早早来了。当陈如晦将裱好的画挂起来时，整个屋子仿佛都亮了。三百年前的元宵灯会跃然眼前：灯楼巍峨，灯海如潮，游人如织。那个提兔儿灯的少女站在画面中央，仰头看灯，嘴角含笑。在修复一新的银花火树映照下，她裙上的缠枝莲仿佛在微风中颤动。

“太美了……”沈同志喃喃道，“陈师傅，您这是让一幅死画复活了。”

陈如晦没有说话。他退后几步，久久凝视画中少女。十五年了，他终于完成了她的托付——让这幅画“留下去”。尽管她再也看不到。

国庆前一天，沈同志来取画。他带来尾款，还有一张博物馆的邀请函：“陈师傅，明天画就在博物馆展出了，您一定要来看。”

陈如晦收下钱，却把邀请函推了回去：“我就不去了。这幅画……能留到什么时候？”

沈同志愣了一下：“当然是永久收藏。这是珍贵的文物……”

“文物。”陈如晦重复这个词，笑了笑，“好，文物好。文物比人长久。”

送走沈同志，陈如晦关上门。栖云轩突然空了下来，空得能听见灰尘落地的声音。他走到后院，那棵老梅树还在——是夏清漪的父亲当年手植的。已经过了开花的季节，枝叶蓊郁。

他在梅树下站了很久，直到夕阳西下。然后回到工作间，打开最底层的抽屉，取出一个油布包。里面是另一幅画——尺寸小得多，只有一尺见方。那是夏清漪留下的唯一画作：一株梅花，枝干虬劲，花朵却画得温柔。题款只有两个字：“常在”。

她没说是“夏常在”，还是“常在此”。也许都是。

陈如晦将这幅小画挂在刚刚空出来的墙上，正对工作案。这样，他每天工作一抬头，就能看见。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陈如晦照常开门营业。阳光很好，是杭州秋天难得的晴朗。一个老妇人拄着拐杖走进来，颤巍巍问：“老师傅，能裱照片吗？”

她掏出一张泛黄的旧照片：是一对年轻夫妇的结婚照，男子穿长衫，女子穿旗袍，背景是西湖。照片边缘已经破损，还有水渍。

“能。”陈如晦接过照片，“不过要慢工，您得等一阵。”

“不急不急。”老妇人说，“这张照片啊，一九四〇年拍的。没多久，我先生就……就没了。这些年搬了几次家，很多东西都丢了，就这张照片一直带着。前些天翻出来，发现坏了，心疼得我一夜没睡。”

陈如晦仔细端详照片。年轻夫妇笑得很幸福，背景的西湖边，隐约可见几盏灯笼——也许是某个节日。

“一九四〇年……”他轻声问，“是元宵节后拍的吗？”

老妇人惊讶：“您怎么知道？就是元宵后第三天，我们去湖边玩，遇到个照相的师傅，就拍了这张。那年的元宵啊，城里戒严，没有灯会。但我先生说，等打跑了日本人，要给我补一个最热闹的元宵……”

她絮絮叨叨说着，陈如晦安静地听。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工作案上，照在那些待修复的古画、旧书、老照片上。尘埃在光柱里缓缓飞舞，像极细的金粉。

老妇人走后，陈如晦开始调浆糊。糯米粉在小火上慢慢熬煮，散发出温润的香气。他忽然想起师父的话：“裱画的人，最懂时间。”

是的，时间是一点墨，落在生命的宣纸上。两天会干，三年会淡，五载会渗进纸骨。然后经历八月酷暑、七旬风霜、十年动荡。墨迹未干，梅雨又来。银花火树终会熄灭，命途从来多舛。

但总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一幅画，一张照片，一句诗，一个眼神。它们在时间的洪流里沉浮，破损，霉烂，却总有人愿意一遍遍修复，让该留下去的，留下来。

因为夏常在，等风雨。

而风雨总会来，也总会过去。

窗外的杭州城，正迎来又一个平常的秋日。远山如黛，近水含烟。栖云轩的招牌在风中轻响，那上面的金字已经斑驳，但还能看清：

“一点两天三年五载，装裱古今。”

陈如晦低下头，开始修复那张一九四〇年的结婚照。他的动作很慢，很轻，仿佛手中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整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