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愣住了。自从手术之后,他再也没有说过这四个字。连“歌”这个字都很少出现在我们的对话里。他说他想唱歌,用电子喉,就唱一句。我点点头,坐到他旁边,看着他有点紧张地把电子喉按住,吸气,然后张开口。
他唱的是一句跑调到天际的《最浪漫的事》。电子喉发出来的歌声很奇怪,像老式留声机里漏出来的旋律,每一个音都发颤,断断续续的,像是隔着一层很厚的毛玻璃在听。他唱完之后耳朵通红,把电子喉放在桌上,不肯看我。我走过去从后面抱住他,把脸埋进他颈窝里,什么都没说,只是抱着。他拍了拍我环在他腰间的手,喉咙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我听见了他胸口的心跳,好快好快。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天台上看湘江。他忽然问:“如果我一直只会用电子喉唱歌,你还会听吗?”
“会。”
“会不会很难听?”
“会。但我还是会听。”我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有细碎的光。我伸手擦了擦他眼角一滴亮晶晶的东西,说不清是汗还是别的什么。
他笑了笑。夜风吹起他额前的头发,像吹起一张旧照片泛黄的边角。他转头看向江面,停了很久,然后用很低很低、几乎要听不见的电子喉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是断断续续的,像被风切成了一小片一小片。
他说:“等我会用这个唱歌了,第一首歌还给你。”
我忍着眼泪,把“好”字压回嗓子里,只是靠着他的肩膀,把脸埋进他外套里。我闻到了他衣服上那种熟悉的、淡淡的洗衣粉味,和北京的风尘混在一起,像一捧被吹散了又重新聚拢的灰。我们就这样看着湘江慢慢变暗,天边最后一抹橘色像被水稀释了一样褪去,满城的灯火次第亮起来。
我想,也许一切真的会好起来。那个人在努力,努力用一台机器找回声音,努力唱歌,努力回到生活里。他唱歌跑调了,但还在唱。他做不好,但还在做。可我不知道的是,他也正在用所有的力气假装。真正把他往下拽的东西,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学会了披着乐观的外衣,躲进他刚刚学会的电子喉和那句“我想唱歌”里,等着在某一个没有月亮的深夜,重新把他拖进比声带更深的黑暗。
他越努力,我越害怕。因为他那么努力了,如果还是不行呢?如果电子喉终究代替不了歌,如果咖啡店终究代替不了舞台,如果生活终究只是生活,再也没有聚光灯和万人欢呼——他还能靠什么撑下去?我又能靠什么把他留在这条岸上?我开始害怕天黑。因为天黑了他不再跟我说话,不再用电子喉制造那些支离破碎的声音。他只是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像一条慢慢沉向水底的鱼。我睡在他旁边,连翻身都怕惊动,不是怕吵醒他,是怕一翻身,就从鱼鳔里抖出一句他最真实的话——程念,我好累。
而我最怕的是,他说的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