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走的那天王栎鑫送他去机场。进安检之前张远抱了他一下,抱了很久,比他平时那些嘻嘻哈哈的拥抱长得多。松开之后他说了句什么,周围广播太响听不清,但王栎鑫点了点头。
回程的路上我问他,远哥跟你说了什么。他单手握着方向盘——他现在开车很稳,不再像刚买车时那样东张西望——然后示意我帮他拿一下白板。红灯的时候他写了几个字,递过来,上面只有一行——“他说兄弟们都在,让我慢慢写。”
五月的长沙开始热了。筒子楼的银杏树已经枝繁叶茂,绿荫遮住了大半个巷口。刘叔的烧烤摊从白天开始就烟雾缭绕,孜然和辣椒的香气顺着风飘进每家每户的窗户里。王栎鑫现在几乎每天都去刘叔那儿报到,不是去吃烧烤——虽然他偶尔会偷偷吃一串不放辣椒的——而是去帮忙。
“他现在是我的编外员工,”刘叔逢人就夸,语气里全是不加掩饰的得意,“穿串穿得可快了,比我老婆都快。”
王栎鑫坐在塑料凳上,面前摆着一大盆腌好的羊肉,手上动作不停,串好一根就放进旁边的铁盘里。他的白板搁在脚边,上面还留着上一句话没擦——“刘叔,我干活的工钱能换成烤馒头吗。”刘叔说你要吃馒头直接拿,他说不行那叫吃白食,刘叔说你这孩子怎么跟你妈一样犟,他说遗传。
有一天晚上烧烤摊打烊之后,王栎鑫拉我去湘江边散步。江边有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远处的橘洲大桥灯带全亮着,在水面上映出长长短短的光柱。他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白板,借着路灯的光写了几行字,然后递到我面前。
“我想过了。你说我不唱歌了还能做什么,我现在有答案了。我想写歌,给别人写,给苏醒写,给张远写,给所有需要歌的人写。我不在台上了,但我的歌可以替我在台上活着。”
江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抬手把刘海往后拨了拨,露出光洁的额头。他的眼睛在路灯下很亮,和十八岁那个站在《快乐男声》舞台上破音后继续唱下去的少年一模一样。那时候他说“反正丢脸也就丢这一回,唱完再说”,现在他说“我的歌可以替我在台上活着”。东西没变,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
“那就写,”我握了握他的手指,“写到八十岁,写到手指敲不动键盘为止。”
他笑了。他把我拽进怀里,低下头在我头顶亲了一下。这个亲亲和以前一模一样——下巴磕在同一个位置,力道不轻不重,带着点他身上洗衣粉的味道和烧烤摊的烟火气。江对岸有人在放烟花,不知道是不是谁家办喜事,一朵一朵的烟花在夜空里炸开,倒映在湘江的水面上,碎成一河流动的星。
几天后我下班回家,看见我的书桌上多了一叠打印好的A4纸。翻开来,是一份完整的商业计划书——开咖啡店的计划,就是他在除夕夜天台上说过的那家。白天卖咖啡,晚上卖王阿姨的剁辣椒和腌萝卜,墙上挂苏醒的签名照,菜单用生哥的歌词命名。每一个细节都写好了,连第一版的菜单都设计好了。拿铁的名字叫“有没有人告诉你”,隔壁加了一行小字:“生哥如果不同意就打苏醒出气。”我笑出声来,翻到最后一页,是他手写的几个大字——“老板:程念。投资人:王栎鑫(用彩礼钱投)。”
“你哪来的彩礼钱?”我转身对着门口的他喊。他靠在门框上,手里拿着白板,得意洋洋地亮出刚写的答案——“以前存的那些转账,你不是都没花吗?”
我愣住了。“那是你的钱!”
他耸耸肩,把白板翻过来,背面早就写好了另一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我人都是你的,钱算什么。”然后把白板往腋下一夹,转身走了,那背影走得那叫一个理直气壮,跟十七岁时往我家门把手上挂零食袋、被我妈逮住时拔腿就跑的姿态一模一样。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计划书,纸张边角被他翻资料时蹭上了一块油渍,大概是刚从烧烤摊回来没洗手。纸很普通,超市买的打印纸,封面上的店名是他手写的四个字,还没决定用哪个,旁边打了好几个备选的草稿——每个店名字体都端端正正,只有“程念”两个字被涂掉重写了三次。
店还没有开,歌还没有写完,他的声音还没有回来。但我知道,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是因为他恢复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他不是非得唱歌才是王栎鑫。他写歌是王栎鑫,穿串是王栎鑫,在厨房雾气上画笑脸是王栎鑫,爱我也是王栎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