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硅谷会议
十二月中旬,陈谨一在医疗团队陪同下飞往硅谷参加SoundFirst的年度算法会议。这是她婚后第一次长时间出差,周深因为专辑录制无法同行,但两人严格遵守了“每日视频”和“重逢仪式”的约定。
会议第三天下午,SoundFirst的研发总监在休息时间找到陈谨一,提出了一个让她意外的话题。
“陈博士,我们医疗科技部门正在开展一个基因编辑的辅助生殖项目。”总监是位四十多岁的华裔女性,语气谨慎而专业,“针对遗传性心脏病的胚胎基因筛查与修正。我们知道您的情况……也许您会感兴趣。”
陈谨一握着咖啡杯的手微微收紧:“谢谢告知。但这个问题……我需要认真考虑。”
“当然。”总监理解地点头,“相关资料我发您邮箱。这只是信息分享,没有其他意思。”
当晚和陈深视频时,陈谨一提到了这件事。屏幕那头,周深的背景是北京工作室的控制室,显然刚结束录音。
“你怎么想?”他问。
陈谨一整理着思绪:“从技术角度,基因编辑已经可以在胚胎阶段修正某些遗传缺陷。从医学角度,这可以避免我的心脏病遗传给下一代。但从伦理角度……这是一个复杂的决定。”
“你想做母亲吗?”周深的问题直指核心。
陈谨一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是硅谷的夜景,无数科技公司的灯火在夜色中闪烁,像人类理性的星河。
“我不知道。”她最终诚实地说,“我以前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的生命轨迹里,数学是第一优先级,然后是生存,然后是……和你在一起。生育从未进入我的决策模型。”
“那现在呢?”
“现在……”陈谨一闭上眼睛,“我需要数据,需要分析,需要理解所有的变量。”
圣诞前夕:家庭会议
从硅谷回京后,陈谨一开始系统研究生育问题。她建立了三个模型:医学风险评估模型、家庭系统变化模型、个人发展影响模型。
医学模型的结论最清晰:以她目前的心脏功能,自然怀孕风险极高。但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结合基因编辑和严格的孕期管理,风险可以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家庭模型显示,孩子的加入会彻底改变现有系统的平衡——时间分配、精力投入、家庭角色都需要重构。但模型也预测,如果系统调整得当,整体幸福指数会提升。
个人模型最复杂:生育意味着至少两年的事业放缓,而她的杰青项目刚启动,SoundFirst的合作也进入关键期。但模型也显示,成为母亲可能带来新的研究视角——比如对“母婴声音互动”或“早期情感发育”的研究。
圣诞前夕,陈谨一把这些模型展示给周深。两人坐在书房里,面对白板上密密麻麻的公式和图表。
“所以,”周深看完所有分析,“技术上可行,但有代价。”
“很大的代价。”陈谨一补充,“我的身体代价,你的事业代价,我们生活方式的代价。”
“但可能的收益也很大。”
“是的。”陈谨一指向幸福指数预测曲线,“模型显示,如果一切顺利,系统的长期幸福指数会显著提升。但前提是——一切顺利。”
周深握住她的手:“那抛开所有这些模型,你内心深处的声音是什么?”
陈谨一沉默了。她看向窗外,北京正在下今冬第一场雪,细碎的雪花在路灯的光晕里缓缓飘落。
“我害怕。”她轻声说,“害怕怀孕期间出问题,害怕孩子遗传我的病,害怕我不是一个好母亲,害怕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平衡被打破。”
“我也害怕。”周深承认,“但我的害怕和你的不一样——我害怕你为了这件事冒生命危险,害怕我们因为孩子失去现在的默契,害怕……我们变成一对普通的、被育儿压力消耗的父母。”
两人相视苦笑。这就是理性思考的代价——把所有恐惧都清晰地列出来,摆在面前。
“我们需要更多信息。”陈谨一最终说,“我建议:第一,咨询三位以上的心脏病学、生殖医学和遗传学专家;第二,和已经有孩子的同行交流;第三,观察我们自己未来三个月的生活状态,看是否有能力承担更多责任。”
“科学家的方式。”周深点头,“我同意。另外,我想加一条——我们需要和父母沟通。”
“现在?”
“不,等我们有了初步决定之后。”周深说,“但他们的意见需要纳入考量。”
一月的专家咨询
新年伊始,陈谨一开始执行她的研究计划。她预约了协和医院的心脏科、生殖医学科和遗传咨询科的联合门诊。
心脏科主任看完她的最新检查报告,态度谨慎但开放:“从纯医学角度,你现在的心脏功能可以支持一次严格控制下的妊娠。但需要从孕前开始加强管理,孕期全程住院监测,生产必须剖腹产,且需要顶尖的多学科团队支持。”
生殖医学科专家提供了技术方案:“鉴于你的情况,我们建议采用试管婴儿技术,结合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这样可以筛选出没有遗传心脏病的胚胎,大大降低风险。”
遗传咨询师则用通俗语言解释了基因编辑的可能性:“你们可以考虑的是一种叫做‘胚胎基因修正’的技术。它不同于普通的基因筛选,而是对有缺陷的基因进行精确修正。这项技术在中国有严格的伦理审查和操作规范,只适用于像你们这样有明确遗传病史的情况。”
三位专家的意见汇总起来,结论是:技术上可行,但过程艰难,需要极大的决心和资源支持。
与此同时,陈谨一约见了两位已经生育的女性科学家。一位是她的师姐,生了双胞胎;另一位是隔壁实验室的教授,孩子三岁。
“最难的不是怀孕本身,是之后的身份重构。”师姐坦诚相告,“你会突然发现,时间不再是连续的,而是被切割成碎片。你的注意力会被强行分散,深度思考变得奢侈。”
“但孩子也会给你全新的视角。”另一位教授补充,“我以前研究认知科学,是纯理论。有了孩子后,我亲眼目睹了一个意识的诞生和成长。这让我对‘自我’、‘情感’、‘学习’有了全新的理解,甚至改变了我的研究方向。”
陈谨一认真记录着这些一手数据。她发现,所有母亲都提到了“失去”和“获得”的复杂平衡——失去部分事业连贯性,获得新的生命体验;失去个人时间,获得深层的情感连接。
二月:观察期与意外转折
按照计划,陈谨一和周深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观察期”。他们模拟如果有孩子,生活会有哪些变化:尝试更规律的作息,学习婴儿护理知识,甚至试着一周有两个晚上“模拟夜醒”——设置闹钟半夜起床,体验睡眠被打断的感觉。
“这比我想象的难。”凌晨三点,陈谨一靠在床头,看着刚刚响过的闹钟,“如果连续几个月这样,我的心脏负荷会很大。”
“所以需要团队支持。”周深递给她温水,“我们可以请专业的育儿嫂,夜间轮班,保证你的连续睡眠时间。但这意味着家里会有外人长期存在。”
“隐私的代价。”陈谨一记录下这一点。
二月中旬的一个周五,陈谨一正在实验室分析数据时,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心悸。她立刻停止工作,坐下休息,但症状没有缓解。实验室的博士生注意到她的脸色苍白,赶紧叫了救护车。
医院急诊室里,医生做完检查后表情严肃:“陈博士,你有轻微的心律失常。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陈谨一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我在考虑……生育的可能性。”
医生皱眉:“以你目前的状态,这个考虑可能需要推迟。你的心脏需要先稳定下来。”
周深赶到医院时,陈谨一已经转入观察病房。他握住她的手,什么也没说,但眼睛里写满了担忧。
“我没事。”陈谨一轻声说,“只是……身体在用它的方式提醒我,现实比模型复杂。”
“我们有的是时间。”周深说,“不着急做决定。”
但这次意外让陈谨一陷入了更深的思考。当晚,她在病房里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写一篇特殊的“论文”——不是学术论文,而是给她和周深的决策分析报告。
决策报告
报告标题是:《关于生育决策的系统性分析:风险、代价与可能性》。
摘要写道:“本文在医学数据、家庭系统模型和个人价值评估的基础上,对生育决策进行多维度分析。结论是:技术上可行,但需要接受显著的代价和风险。最终决策取决于我们对‘可能性’的价值判断——是否值得为一种可能的新生命体验,承担已知的风险与代价。”
报告正文详细列出了所有数据:
· 医学风险评估:孕期并发症概率37%,严重并发症概率12%,遗传风险(经基因编辑后)低于2%
· 事业影响评估:陈谨一至少需要18个月的事业放缓期,周深需要调整巡演计划
· 家庭系统变化:现有平衡将被打破,需要6-12个月建立新平衡
· 情感收益预测:长期幸福指数可能提升,但前两年压力指数会显著升高
在结论部分,陈谨一写道:
“作为科学家,我倾向于基于数据的决策。但生育问题超越了纯粹理性——它涉及对生命本身的信念,对未来的希望,对‘家庭’定义的重新理解。
我的建议是:如果我们决定尝试,必须接受这是一个高风险项目。我们需要组建顶尖的医疗团队,制定详细的应急方案,调整事业规划,做好面对任何结果的心理准备。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非理性问题:我们是否强烈渴望成为一个孩子的父母?这个渴望是否强烈到愿意承担所有风险?
我个人的答案是:我还不知道。但我愿意和我的伴侣一起,继续探索这个答案。”
她把报告发给周深。一小时后,周深回复:“我读完了。明天我们来病房讨论。”
病房里的深夜对话
第二天晚上,周深带着自己写的“回复报告”来到病房。标题是:《另一种算法:在爱的不确定性中寻找勇气》。
“你的报告很完整,但缺少一个变量。”周深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这个变量叫做‘爱对风险的转化能力’。”
他打开自己的报告:“你说生育是高风险的。但爱有一种能力——它不能消除风险,但能改变我们面对风险的方式。就像你生病时,我的爱不能治愈你,但它让我学会了等待、支持和共同面对。”
陈谨一认真听着。
“我分析了我们过去几年的数据。”周深继续说,“每次面对重大挑战——你的病,我的事业转折,公开关系,舆论压力——我们的系统都表现出了超预期的韧性。不是因为我们完美,而是因为我们学会了在不完美中合作。”
他翻到一页图表:“所以我在你的模型里增加了一个新的参数:系统学习能力。数据显示,我们的系统学习曲线非常陡峭——每次面对新挑战后,适应效率都会提升。这意味着,即使生育带来巨大变化,我们也有能力快速学习并适应。”
陈谨一看着那些图表,眼睛湿润了。周深用她最理解的语言,说出了一个她忽略的真相:他们最大的优势不是规避风险的能力,而是在风险中共同成长的能力。
“还有一件事,”周深轻声说,“昨晚你睡着后,我看了你电脑里一个隐藏文件夹。里面是你妈妈的照片,你小时候的日记,还有……你写的一些关于‘如果我有孩子’的笔记。”
陈谨一震惊地看着他。
“对不起,我不该偷看。”周深道歉,但眼神认真,“但我在那些笔记里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你——一个会想象教孩子认星星的你,一个会记录‘孩子可能喜欢的数学游戏’的你,一个在母亲节那天写‘想对妈妈说:我现在理解你了’的你。”
他握住她的手:“谨一,理性很重要。但有时候,我们也要倾听那些理性无法完全解释的渴望。你想成为母亲,这个渴望一直存在,只是被你的理性思维暂时归档在了‘低优先级’文件夹里。”
陈谨一的眼泪终于落下。是的,她一直渴望。渴望延续父母的生命,渴望体验那种特殊的连接,渴望在一个新生命里看到自己和周深的影子。但她太擅长用理性压抑渴望,太习惯把情感变量转化为可管理的数据点。
“那你的渴望呢?”她问。
周深微笑:“我的渴望很简单——想和你一起体验生命所有的可能性。包括养育一个孩子,包括面对所有的困难和惊喜。因为我相信,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像我们一直做的那样。”
病房里安静下来,只有监测仪规律的嘀嗒声。窗外的北京夜色深沉,但病房里的灯光温暖。
“我们需要更多时间。”陈谨一最终说,“但我愿意……把这个问题从‘低优先级’移到‘积极考虑’的文件夹。”
“好。”周深点头,“我们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准备——强化你的心脏功能,调整工作计划,学习所有相关知识。一年后,如果我们还渴望,就勇敢尝试。”
“那父母那边……”
“等我们准备好再告诉他们。”周深说,“但我想他们会支持——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认真的人,会做负责任的父母。”
那晚,陈谨一睡得很安稳。她做了一个梦:梦里不是具体的孩子,而是一种感觉——她和周深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温暖的存在。那个存在让整个房间的光线都变得柔和,让他们的笑声有了回声。
醒来时,天还没亮。陈谨一看着身边熟睡的周深,忽然理解了那个无法用模型描述的决定性变量:
爱让人敢于在不确定性中,选择希望。
这不是理性的计算,是信念的跃迁。而她和周深,已经一起完成过多次这样的跃迁——从分离到重逢,从疾病到康复,从两个独立个体到一个紧密系统。
生育也许是最大的一次跃迁。但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用科学管理风险,用爱拥抱未知,用合作面对所有挑战。
窗外,天色渐亮。新的一天,新的可能性,正在晨光中慢慢展开。
而他们的故事,也将在这样的晨光里,继续写下关于生命、爱与勇气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