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邪在福建雨村的房子里,总有一盏灯亮到很晚。
起初是十年等待里养成的习惯。那些年,他在各地的据点辗转,每一个临时的“家”,无论多简陋,多危险,他都会留一盏灯。有时是书桌前一盏昏黄的台灯,有时是客厅里一盏光线柔和的地灯。那盏灯亮着,仿佛就能驱散一些长白山带来的、浸入骨髓的寒意,仿佛是在告诉自己,也告诉那个不知在何处的人——这里有一处光亮,一个可以回来的方向。
那十年,灯是他无声的诺言,是对抗漫长绝望的微小仪式。
后来,张起灵回来了。最初的日子,吴邪依旧会留灯。是一种惯性,也是一种隐秘的不安。他需要那光亮来确认,这一次的重聚不是另一场逼真的梦境。他会在深夜醒来,下意识地望向门口,直到看见那盏灯投下的、熟悉的温暖光晕,以及光晕中张起灵沉睡的侧脸,才能再次安心睡去。
张起灵对此从不言语。他像是默认了这盏灯的存在,如同默认了雨村的潮湿、胖子的喧哗和吴邪日渐琐碎的唠叨。他会在那盏灯下,安静地擦拭他的黑金古刀,或者只是静静地坐着,看吴邪伏在灯影里研究那些永远也研究不完的拓本和笔记。
直到有一次,村里电路检修,整夜停电。那晚没有月光,屋里屋外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黑。吴邪在黑暗中惊醒,心脏猛地一缩,那种被青铜门后的黑暗吞噬的窒息感再次袭来。他几乎是立刻伸手向旁边摸去,直到抓住张起灵温热的手腕,感受到脉搏平稳的跳动,才稍稍定神。
“小哥?”他的声音在黑暗里有些发紧。
“嗯。”身旁的人立刻回应了。
紧接着,一丝微弱的光亮了起来。是张起灵不知从哪里拿出的野外用的荧光棒,那种冷冽的、幽绿色的光,不足以照亮整个房间,却足以让他们看清彼此的脸。
“怕黑?”张起灵看着他,轻声问。他的眼神在幽光下显得格外深邃。
吴邪愣了一下,随即失笑。怕黑?他下过的墓穴哪个不是漆黑一片?他早已习惯了黑暗。他怕的不是物理意义上的黑暗,而是那种象征着失去、象征着再次被独自遗弃的黑暗。
他没有解释,只是摇了摇头,握紧张起灵的手:“有你在,不怕。”
张起灵没再追问,只是将荧光棒放在床头,重新躺下。那幽绿的光映着他的轮廓,有一种不真实的美。
第二天晚上,电力恢复了。吴邪习惯性地要去开那盏夜灯,手却被张起灵轻轻按住了。
“不必了。”张起灵说。
吴邪疑惑地看向他。
张起灵的目光扫过那盏灯,又落回吴邪脸上,语气平静无波:“我在。”
很简单的两个字,却像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吴邪心里漾开层层涟漪。他忽然明白了。张起灵看懂了那盏灯的意义——那不是照明,而是守候,是等待,是诺言的具象化。而他此刻在说,不必再用一盏灯来践行那个诺言,因为他的人就在这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最明亮的光,和最坚定的承诺。
从那以后,吴山居或者雨村的夜晚,那盏灯不再常亮。吴邪真正地从那十年的等待症候群里,慢慢走了出来。
然而,张起灵却似乎对“灯”有了某种执念。
他会注意检查每个房间的灯泡是否完好,会在吴邪晚上起身去洗手间时,提前打开廊下的灯,会在雷雨交加的夜晚,确保至少有一盏应急灯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他甚至学会了修理一些老旧的灯具。吴山居里有一盏民国时期的黄铜台灯,线路老化,接触不良,吴邪本想扔了,张起灵却默默拿到后院,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拆开,检查,重新接好线路。当他再次把完好如初的台灯放在吴邪的书桌上,按下开关,温暖的光晕亮起时,吴邪看着他沉静的侧影,心里软得一塌糊涂。
张起灵在用他的方式,回应着吴邪那十年的灯。
吴邪用十年孤灯,守一个不知能否实现的诺言。
张起灵用往后余生,点亮每一盏吴邪可能需要的光。
这是一种无声的交换,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守护。吴邪的诺言,是“接你回家”;张起灵的诺言,是“有我在,你不必再害怕黑夜”。
胖子有次来雨村小住,看到张起灵在换客厅那个造型复杂的吊灯灯泡,咂舌道:“哎哟我说小哥,你这手艺快赶上专业电工了。咱这儿又不是什么高级会所,亮堂能看清不就得啦?”
张起灵从梯子上下来,没说话,只是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喝茶的吴邪。
吴邪笑着对胖子说:“你懂什么,这叫情调。”
胖子作呕吐状,嚷嚷着没法待了。
吴邪但笑不语。他懂。那不是情调,那是张起灵笨拙而坚定的语言。他记得所有吴邪在黑暗中不安的瞬间,并将驱散这种不安,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那十年的孤灯,如今被张起灵化作了无数盏具体而微的光亮,散布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温暖而踏实。
长白山那个沉重的、用一生去履行的“十年之约”,最终落地生根,变成了雨村里一盏不必常亮却始终备好的灯,变成了张起灵手中一个修好的灯泡,变成了黑暗中一句平静的“我在”。
诺言有多重?可以重到压弯一个人的脊梁,也可以轻到融进一盏灯的光晕里。
吴邪想,他的十年灯,终究是换来了张起灵的一生诺。而这诺言,无需宣之于口,早已在每一个被点亮的夜晚,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