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把营地罩得严实,帐篷里的应急灯亮着暖黄的光,却驱不散空气中的凝重。我把标注着毒气埋藏点的地图铺在桌上,手指沿着红线划过:“一旦底下的东西漏了,这片冻土都会变成毒区,附近的水源、植被全得毁。”队员们围着地图,没人说话,只有铅笔在纸上勾勒的沙沙声——我们得想个万无一失的法子,既不能让毒气飘出来,又得把东西完整取走。
讨论从深夜持续到后半夜,终于敲定方案:用特制密封铲先划出隔离带,再分层轻挖,挖出的土壤当场用消毒粉处理,毒气弹和散装毒气罐一旦露面,立刻套上双层密封袋。末了,老郑揉了揉发红的眼睛:“明天动作得轻,跟拆炸弹一样。”我点头,把备好的防护手套分下去,指尖触到橡胶材质,心里多了几分踏实。
天刚蒙蒙亮,六点的闹钟还没响,我们已经穿戴好防护服,踩着结霜的冻土往埋藏点走。寒风刮在面罩上,结了层薄白的雾。我握着铲子,第一下铲下去格外轻,冻土块簌簌落在旁边的密封箱里,连呼吸都放得又慢又浅——就怕稍微用力,土壤里残留的毒气就蹭到手套上。
队员们跟着我的节奏,一铲一铲往下挖。太阳慢慢爬上来,照在冻土上泛着冷光,不知过了多久,老郑忽然低喊一声:“找到了!”我凑过去,只见冻土深处露出个锈迹斑斑的金属壳,正是毒气弹。我们屏住气,用小铲子一点点清理周围的土,再小心地套上密封袋。紧接着,150公斤的散装毒气罐也陆续被挖出来,每一个都仔细检查密封情况。
当最后一个罐子放进防爆箱,我直起身时,才发现后背的汗已经把内衣浸透。看着箱里安稳躺着的“危险品”,再望望远处渐渐亮透的天空,悬了一晚上的心,终于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