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笔记本逐渐变得不再规整。它的书页间开始出现“异物”——一片被压平的、边缘微微卷曲的橡树叶，夹在属于一个喜欢收集植物标本的男孩那页；一小块用透明胶带仔细固定好的、色彩斑斓的糖纸，来自一个总在口袋里装满糖果的杂货店伙计的女儿；甚至有一根纤细的、褪了色的蓝色绒线，据说是某个年轻女孩最爱围巾上的。

这些不起眼的信物，并非来自档案馆。它们来自那些沉默的访客。

亚瑟是第一个。在一个晴朗的下午，他颤巍巍地从内袋掏出一张小小的、黑白模糊的照片复印件。上面是一个穿着背带裤、梳着两条乱糟糟辫子的小女孩，正咧嘴笑着往一棵树上爬，面容模糊，但那股鲜活的生命力几乎要破纸而出。

“就这一张了，”他的手指珍重地抚过照片边缘，“底片早就没了。我想……或许它可以留在这里。”

我找来 archival-safe（档案专用）的无酸胶膜，小心地将照片复印件贴在属于玛丽的那一页。它立刻让那些文字——“喜欢爬树”、“左脸梨涡”、“审美厉害”——拥有了具体的、微笑的模样。

这像是一个无声的讯号。

之后，一位沉默寡言的中年女人在艾琳·戴维斯的树前徘徊良久，最终走向我，递给我一枚小小的、有些发暗的银质胸针，形状是一朵小小的玫瑰。“她是我的教母，”女人声音很低，眼睛看着地面，“母亲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枚。或许……或许它应该在这里，陪着她。”

一位头发全白的老者，在托马斯·李的树下坐了一整个下午。黄昏时，他走过来，从旧钱夹里掏出一张极其脆弱的、泛黄的纸片，上面是用蜡笔画的一只歪歪扭扭的、穿着靴子的猫。“我是那个邻居家的孩子，”他解释道，眼神有些躲闪，仿佛暴露了深藏已久的秘密，“他教我画的。我……我偷偷留了起来。”

这些馈赠小心翼翼，又沉重万分。它们不再是公共记录里的冰冷碎片，而是私人记忆中最珍贵的舍利子，带着体温和泪水的气味。我的职责，从一个搜集者，变成了一个守护者和归档者。我买来更专业的保存工具，确保每一件物品都能被妥善地安置在笔记本里，与它们所对应的名字永恒相伴。

笔记本变得臃肿，无法合拢。它的书脊被撑开，每一页都充满了具体的、触手可及的重量。它不再是一本记录死亡的册子，它成了一本“生命之书”。

然而，与这本日益“丰满”的书形成对比的，是亚瑟的日益枯萎。他来的次数渐渐少了，即使来了，也更久地陷入沉默，有时甚至会靠在长椅上短暂地睡去，呼吸轻浅。他的时间，似乎正一点点还给这片曾给予他最终慰藉的土地。

一个深秋的傍晚，天色暗得很快，空气里已有刺骨的寒意。亚瑟让他的孙子推着轮椅来了。他比上次见面时又瘦削了许多，裹在厚厚的毯子里，像一片即将飘落的叶子。

他示意孙子推他到玛丽的树下。他仰着头，看了那棵如今已需两人合抱的橡树很久很久。然后，他微微侧过头，看向我，声音轻得像耳语。

“那本子，”他说，“能给我看看吗？”

我郑重地捧过那本厚重的、不再规整的生命之书，翻到属于玛丽的那一页，摊开在他膝头的毯子上。

昏黄的光线下，他浑浊的目光掠过那些文字，掠过那张小小的照片，掠过那片我后来找到并压平的、与照片中品种相同的橡树叶。他的手指，枯瘦如柴，极其缓慢地、极其珍惜地拂过每一寸纸页，每一个物品。

没有眼泪，没有啜泣。只有一种深沉的、近乎神圣的平静。

他看了很久，久到夕阳的最后一丝余晖也彻底隐没在山峦之后，树林被暮色温柔地包裹。

然后，他轻轻地点了点头，仿佛完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确认。他帮我把书合上，双手递还给我。

“很好，”他说，声音虽然微弱，却异常清晰，“这样，就很好。”

第二天，亚瑟没有再来。

一周后，我收到了他孙子寄来的一个薄薄的信封。里面没有信，只有一张对折的纸。打开一看，是那份多年前的寻人启事复印件，纸张脆黄，上面有玛丽那张略显模糊的照片，以及“失踪时身穿蓝色连衣裙”的字样。背面，有一行亚瑟颤抖却努力工整的字迹：

“她回家了。”

我拿着这张纸，在初冬的寒风中站了许久。然后，我回到书桌前，找出了最妥帖的保存材料。

我知道，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或许永远也无法真正写完。但只要这片橡树林还在风中作响，只要还有人记得带来一片糖纸，或一枚胸针，或一段模糊的记忆，那么，那些名字就从未真正消失。

他们活在一棵树里，活在一行字里，活在一阵风拂过叶片的沙沙声里。

而我，亚当·黑尔，是这片记忆林地的守门人。这是我选择的继承，也是我对自己血脉的、最平静的反叛。

第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