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虏南倭·嘉靖大患

嘉靖二十九年秋，紫禁城乾清宫西暖阁内，世宗皇帝朱厚熜正端坐蒲团之上，闭目诵经。殿内香烟缭绕，道士们敲击法器之声不绝于耳。案上堆着厚厚一叠奏疏，最上面一份来自宣大总督，八百里加急，封皮上插着三根染红的羽毛。

世宗睁眼瞥了一下，却并未伸手去取，只是对侍立一旁的司礼监太监摆了摆手：“放那儿吧。”

太监躬身将奏疏搁在案角，那厚厚一摞“留中不发”的奏疏，又添了一分高度。世宗重新闭目，继续他的斋醮功课。在他身后，那幅《大明疆域图》上，北起辽东、西至甘肃、南抵琼州、东达沿海，处处标注着告急的朱批，如一道道血痕，触目惊心。

然而此刻的皇帝，早已无心理会这些。

自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宫变”之后，世宗便搬出乾清宫，移居西苑，专心修道。那一年，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名宫女趁他熟睡之际，用黄绫布套住他的脖子，险些将他勒死。虽然最终获救，但世宗从此对宫廷、对朝臣、对一切人事都充满了猜忌与厌倦。他将朝政托付给严嵩，将精力投入斋醮，将希望寄托于长生。至于北虏南倭，在他看来，不过是边将无能、臣下失职的结果，只要他虔诚修道，上天自会庇佑大明。

然而上天并没有庇佑大明。

此刻的北方草原上，一位枭雄正在崛起。

俺答汗，蒙古土默特部首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达延汗之孙。此人雄才大略，自嘉靖初年崛起以来，东征西讨，先后征服了蒙古诸部，统一了漠南草原。他占据河套，以丰州滩为基地，筑板升城，收纳汉人逃亡者，开垦农田，铸造兵器，建立了一套足以与大明抗衡的军事与生产体系。

俺答的骑兵，号称十万，来去如风，弓马娴熟。他们不似其先辈那般只知劫掠，而是有组织、有策略地侵扰大明边境——春掠宣大，秋犯延绥，时而分兵数路，时而合围一城。大同、宣府、蓟镇、延绥、宁夏、甘肃，九边重镇处处告急。

嘉靖二十九年夏，俺答率十万骑自河套东进，直逼大同。大同总兵张达率军迎战，兵败身死。副总兵林椿驰援，亦战殁。大同震动，宣府戒严，京师进入紧急状态。

消息传入西苑，世宗正在炼丹。他听了严嵩的禀报，眉头皱了一下，随即又松开：“朕知道了。着兵部调兵御敌。”

兵部调兵。调哪里的兵？京营早已空额过半，剩下的多是老弱；边军自顾不暇，哪有余力驰援；南方水师被倭寇牵制，寸步难移。兵部尚书丁汝夔焦头烂额，屡次上疏请世宗亲理朝政、召对群臣、商议军机。奏疏如石沉大海。

八月，俺答攻破古北口，直逼通州。京师戒严。

这是自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以来，蒙古军队第一次逼近北京城下。京城九门紧闭，烽火连天，百姓惊恐万状。世宗终于坐不住了，他走出西苑，亲临奉天殿，召见群臣。

朝会上，严嵩一言不发。他深知世宗心思，不愿在此时提出任何可能触怒皇帝的方略。倒是礼部尚书徐阶斗胆进言：“虏骑深入，京师危急。臣请陛下速调宣府、大同、延绥、蓟镇各镇边军入卫，并令山东、河南备操军星夜赴京。”

世宗准奏。然而调兵需要时间，而俺答的骑兵已经出现在通州城外。

通州，京师东大门，漕粮囤积之地。俺答骑兵在城外焚掠，火光冲天，浓烟蔽日。城内守军不足千人，只能紧闭城门，眼睁睁看着城外村寨被付之一炬。消息传入京城，朝野大骇。

此时，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

仇鸾，咸宁侯，大同总兵。他在大同兵败后逃回京师，通过贿赂严嵩之子严世蕃，竟被任命为“平虏大将军”，统领各路入卫兵马。仇鸾此人，善钻营，会拍马，却毫无将略。他率军抵达通州后，不敢与俺答骑兵接战，只远远尾随，任由鞑靼人在京畿肆虐。

更荒唐的是，仇鸾为了邀功，竟杀良冒功，以百姓首级充作“鞑虏首级”，向朝廷报捷。世宗不明真相，大为嘉奖，加封仇鸾为太保，赐蟒袍玉带。

俺答在通州焚掠三日，饱载而去。临行前，他命人在城外留下书信一封，言：“予我币帛，我即退兵。否则，明年再来。”

这封书信被送入宫中，世宗览后，沉默良久。他忽然想起朱纨多年前上疏中的一句话：“今日海疆之患，不在番舶，不在倭寇，而在势豪之把持，在官府之因循。”当年他以为朱纨危言耸听，如今看来，北虏之患，何尝不是如此？

然而世宗的反思，并未转化为行动。俺答退兵后，他迅速回到西苑，重新沉浸在斋醮之中。仇鸾虚报战功之事，被严嵩一手遮掩，朝中无人敢言。丁汝夔因“调度失当”被下狱，不久处斩，成了替罪羊。而仇鸾反而因“退敌有功”更加得宠。

就在北虏肆虐京畿的同时，南方沿海的倭患，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烈度。

自朱纨死后，浙闽海防迅速废弛。双屿港虽成废墟，走私贸易却转移到了更隐蔽的岛屿。佛郎机人南据澳门，日本倭寇则以舟山外洋、福建浯屿、广东南澳为跳板，与中国海盗相互勾结，形成了庞大的海上武装集团。

嘉靖二十六年至三十年间，倭寇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频频登陆。他们少则数十人，多则数千人，来去如风，劫掠村镇，焚烧官府，杀戮百姓。浙江台州、温州、宁波，福建漳州、泉州、福州，广东潮州、惠州，处处告急。

最令人震惊的是嘉靖三十四年，一股不过六七十人的倭寇，自浙江绍兴登陆，经杭州、严州、徽州、宁国、太平，直入南直隶腹地，绕行数千里，杀伤军民数千人，最后竟逼近南京城下。南京守军竟不敢出战，眼睁睁看着这股倭寇从容退去。

此事传出，天下哗然。南京，大明留都，祖宗陵寝所在，竟被数十倭寇视若无物。世宗闻报，震怒之余，也不禁愕然：“倭寇之患，何至于此？”

何至于此？答案在朝堂上无人敢说。

倭患的根源，在于海禁。海禁越严，走私越盛；走私越盛，海盗越多；海盗越多，倭患越烈。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朱纨当年便已洞察此弊，他上疏请开市舶，正是为了以商制寇、以开放代替封堵。然而他的建议被斥为“变乱祖制”，他本人被逼自尽。朱纨死后，再无人敢言开海。海禁如铁幕般落下，而铁幕之下，走私与劫掠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明朝的卫所制度已经彻底崩坏。军屯被侵占，军户逃亡，卫所兵额不足原额的三成。剩下的军户，世代为兵，却无田可耕、无饷可领，形同乞丐。这样的军队，如何抵御倭寇？

沿海的渔民、盐民、商人，在海禁之下失去了生计。他们中许多人铤而走险，加入走私集团，甚至勾结倭寇。到了嘉靖中后期，所谓“倭寇”，其实十之六七是中国人。他们熟悉地形，了解官军虚实，来去自如。真正的日本武士不过是少数精锐，充当先锋与骨干。

胡宗宪后来在《筹海图编》中写道：“倭寇之患，其始也，皆中国奸民为之向导；其继也，中国之兵不能制；其终也，中国之财赋耗竭，而倭寇之势成矣。”

嘉靖三十四年，朝廷任命胡宗宪为浙江巡抚，旋升总督东南军务。胡宗宪深知，倭寇之患非一朝一夕可平，必须剿抚并用、分化瓦解。他先后招降了徐海、王直等海盗首领，又调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名将，编练新军，改良战法。

然而这些举措，都是在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才得以实施的。嘉靖三十四年，倭寇攻陷浙江慈溪、余姚、上虞等县，杀掠数万。嘉靖三十五年，倭寇犯福建，攻陷宁德、福清，福建巡抚被罢。嘉靖三十六年，倭寇犯广东，潮州、惠州十室九空。

南倭北虏，如同两把利刃，同时刺向大明王朝的胸膛。

而朝堂之上，严嵩父子把持朝政，贪墨成风。边将欲得军饷，必先贿赂兵部；官员欲得升迁，必先献媚严府。军费层层盘剥，真正到边军手中的不足半数。将士无饷，何以用命？百姓无食，何以不反？

嘉靖三十一年，世宗召见严嵩，询问边事。严嵩俯首奏道：“北虏南倭，不过疥癣之疾。陛下但修玄祈福，上天自会保佑大明。”

世宗竟然信了。

他继续修道，继续炼丹，继续住在西苑。朝政由严嵩把持，军国大事由严嵩票拟，世宗只看朱批，而朱批的内容，十之八九都是“依拟”。严嵩便利用这“依拟”二字，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将大明王朝一步步推向了深渊。

直到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倒台，徐阶继任首辅，朝政才稍有起色。而此时，北虏之患已持续了二十余年，南倭之祸已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戚继光、俞大猷在东南沿海苦战数年，方才将倭患渐次平定。而北方的俺答，依然是悬在大明头顶的一把利剑，直到隆庆年间“俺答封贡”，才终于刀剑入鞘。

嘉靖四十五年，世宗崩于西苑。他至死都没有等到他苦苦追求的长生，也没有看到北虏南倭的彻底平定。他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一个武备废弛的军队，一个民穷财尽的江山。

《明史》评价嘉靖一朝：“北虏南倭，交侵迭至，而世宗方且斋醮不休，君臣阔绝。兵疲于外，财耗于内，明之衰，自此始矣。”

而朱纨在双屿港破后、自尽之前，曾对友人说过一句话：“吾死之后，海防必废。海防废，则倭寇必炽。倭寇炽，则国用必竭。国用竭，则天下事不可为矣。”

十余年后，这番话句句应验。朱纨以死殉海防，却终究未能唤醒那个沉迷于长生的皇帝，也未能挽救那个在“祖制”与“现实”之间迷失方向的王朝。

嘉靖二十九年秋的那个黄昏，当俺答的骑兵在通州城外焚掠时，京城西苑之中，世宗正端坐蒲团之上，口诵《道德经》，香烟袅袅升腾，遮住了他望向远方的视线。远方的烽火，他看不见。远方的哭声，他听不见。

他只看见炼丹炉中升腾的紫烟，听见道士口中喃喃的祝祷。他以为这便是长生，这便是太平。

而北虏南倭，正从两个方向，撕开这个帝国的外衣，露出里面早已腐朽的肌体。一个时代的大患，已然成形。而它的最高统治者，却闭目塞听，将头埋在沙中，如同一只受了惊的鸵鸟，只愿相信自己的羽毛可以抵挡一切风浪。

然而风浪终将到来。嘉靖四十五年，世宗驾崩的那一夜，西苑的炼丹炉轰然倒塌，炭火四溅，点燃了殿内的帷幔。大火烧了整整一夜，将西苑的斋醮殿宇化为灰烬。人们说，这是天意，也是征兆。

而北虏南倭的烽烟，还要再烧数十年，直到隆庆开关、俺答封贡，才终于渐渐熄灭。但那时的大明，已不复是弘治年间的中兴景象，也不复是正德年间的繁华喧嚣。它已是一个疲惫的老人，站在时代的风口，摇摇欲坠。

嘉靖大患，非独北虏南倭。更大的祸患，在朝堂之上，在宫墙之内，在那个沉迷于长生之梦的皇帝的心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