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衰之道

嘉庆二十五年秋，北京国子监彝伦堂内，一场不寻常的讲学正在进行。主讲人是年过七旬的老学者钱仪吉，他是从浙江嘉兴专程北上的。听众除了国子监生外，还有几位特意前来的官员和致仕老臣。堂外秋雨淅沥，堂内烛火摇曳，钱仪吉手中展开一卷《明季稗史汇编》，声音苍老而清晰：“今日老朽妄谈兴衰，非为考据训诂，乃欲与诸君共思一事：明何以兴，何以衰，其道安在？”

这个问题他思考了五十年。年轻时亲历乾隆盛世，中年目睹和珅专权，晚年感受白莲教乱的冲击，朝代兴衰的规律在他心中反复激荡。此刻面对这些未来可能掌权的年轻官员，他感到有必要将毕生所思系统梳理，而明朝作为一个完整周期，提供了最丰富的观察样本。

国运兴衰从来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力量在历史长河中复杂互动的产物。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程，如同一部完整的兴衰教科书，其中蕴含着超越具体时代的普遍规律。

开国奠基的深度决定王朝的初始高度。钱仪吉首先谈到洪武开国：“太祖起自草莽，深知民间疾苦，故立国之初，立法甚严，意在永绝贪腐、均平赋役。”朱元璋以“惩元季宽纵”为指导思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密的控制体系：废除丞相集权中央，设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推行黄册与鱼鳞册控制人口土地；建立卫所制度寓兵于农；颁布《大诰》强化法律威慑；整顿吏治惩治贪污。这些措施在明初确实起到了强化统治、恢复生产的作用，洪武年间全国耕地面积达八百万顷，人口逾六千万，为王朝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钱仪吉话锋一转：“然太祖制法过密，诛戮过甚，亦埋隐患。”胡惟庸案、蓝玉案数万官员被株连，废除丞相导致权力过度集中，严刑峻法使官僚战战兢兢。这种高压统治在开国君主强势时尚可维持，一旦君主能力下降，制度缺陷就会暴露。更关键的是，朱元璋将许多制度定为“祖制”，要求“万世不易”，这为后来的改革设置了障碍。

制度活力与僵化的消长关乎王朝寿命。永乐时期是对洪武制度的重要调整：迁都北京加强北方防御，派遣郑和下西洋拓展朝贡体系，设立内阁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编纂《永乐大典》整理文化遗产。这些举措显示了制度的弹性与活力。仁宣时期继续这一趋势，三杨辅政，与民休息，创造了“仁宣之治”。

然而制度活力从正统年间开始减退。钱仪吉列举了三个标志性事件：正统七年停止下西洋，标志着对外开拓精神的萎缩；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暴露军事制度的腐朽；成化年间设立西厂，反映特务政治的强化。到了嘉靖、万历时期，制度僵化日趋严重：嘉靖皇帝二十余年不上朝，万历皇帝三十年不郊不庙，皇权运作陷入半瘫痪状态；一条鞭法改革试图缓解财政危机，但未能触及根本；张居正改革一度带来中兴气象，却因人亡政息。

“制度如舟，需时修时补。”钱仪吉说，“明初之制，至中叶已多不合时宜，然改之甚难。何也？既得利益者阻之，祖宗成法缚之，党争内耗误之。”他特别指出明朝制度的一个悖论：为防弊而设的制衡措施，往往成为效率低下的原因。为防止宦官干政而设的司礼监，最终成为宦官干政的机构；为防止武将专权而设的文官督师，导致指挥体系混乱；为防止地方割裂而设的三司分立，造成行政效率低下。

权力传承的质量影响政治稳定。钱仪吉梳理了明朝皇位传承中的问题：永乐篡位开启了武力夺权的先例；正统幼主临朝导致王振专权；景泰与天顺的兄弟相争消耗了政治资源；正德无子引发嘉靖入继的大礼议风波；万历国本之争延续数十年；天启传位崇祯时已危机四伏。十六个皇帝中，真正有能力且勤政的不过五六人，其余或幼冲、或昏庸、或怠政。

“储君教育，国之大事。”钱仪吉指出，“明初尚有严格教育，永乐为太子编《圣学心法》，宣德为太子开经筵。然至中后期，东宫教育日益荒废，正德为太子时日夜嬉游，天启为太子时沉迷木工。及至登基，如何能胜任？”皇位传承的不稳定与皇帝素质的下降，导致明朝中后期出现了“皇帝与官僚系统”的长期紧张关系。

财政健康的可持续性是王朝命脉。钱仪吉详细分析了明朝财政的演变：洪武年间建立以实物为主的赋役体系，永乐后逐渐折银，正统年间金花银成为定制，这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但问题在于，财政收入结构过于单一，严重依赖农业税。嘉靖年间田赋占总收入七成，万历时仍占六成五，商税、矿税等开发不足。

更严重的是财政支出失控。钱仪吉展示了一组数据：洪武年间军费占总支出三成，嘉靖年间升至五成，万历时达六成，崇祯年间超过七成。宗藩俸禄成为沉重负担，明初亲王岁禄万石，至嘉靖时宗室人口过十万，朝廷不堪重负。皇室奢侈浪费，嘉靖修永陵耗银八百万两，万历定陵耗银八百万两，天启年间三大殿工程耗银六百万两。

“收支失衡，则加赋于民；民不堪命，则变乱生。”钱仪吉说，“崇祯年间加派三饷，总额超过正赋，此饮鸩止渴也。”他特别强调，财政危机不仅是数量问题，更是结构问题：明朝始终未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预算制度，宫廷开支与政府开支混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不清，正式税收与临时加派界限模糊。

社会流动的畅通与否关乎活力。钱仪吉肯定了明朝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科举取士，虽不尽善，然较之前代世袭、荐举，已是一大进步。寒门子弟得由科第进身，社会遂有活水。”据统计，明朝进士中，三代无功名者占四成，这为社会流动提供了通道。

但他也指出科举制度的局限：考试内容僵化，八股取士束缚思想；录取名额有限，多数士人皓首穷经而不得；科举成为唯一正途，压制了其他人才选拔渠道。更重要的是，明朝中后期，科举与官僚腐败结合，科场舞弊屡禁不止，捐纳制度使富人可通过买官进入仕途，这削弱了科举的公平性。

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钱仪吉描述了明朝中后期的新现象：商品经济繁荣催生了市民阶层，江南市镇兴起形成了新的社会空间，商帮崛起改变了传统四民格局，手工业者组织行会维护自身利益。这些变化本可为社会注入新活力，但明朝统治者未能有效回应，反而以压制为主，导致新兴社会力量与旧体制矛盾激化。

军事防御能力的演化关系国家安危。钱仪吉回顾了明朝军事制度的变迁：卫所制度在洪武、永乐时有效，但宣德后军屯被侵占，军户逃亡，战斗力下降。土木之变后，明朝开始募兵，戚继光、俞大猷的成功证明了募兵制的优势。然而募兵需要巨额军费，且易形成将领私兵，明末左良玉、吴三桂等军阀坐大正源于此。

边防战略的失误尤为深刻。钱仪吉分析了明朝的边防困境：初期重心在北，修筑长城防御蒙古；中期沿海倭患严重，加强海防；后期辽东女真崛起，成为主要威胁。明朝始终未能建立统一的国防战略，两线作战顾此失彼。更关键的是军事技术的停滞：明初火器领先世界，但发展缓慢，当后金掌握红夷大炮时，明军火器反而落后。

“武备之要，在制不在器。”钱仪吉总结道，“明之军事失败，非尽因器不利，实因制不善：兵部、户部互相推诿，文官、武将权责不清，各镇总兵各自为政。松锦之败，洪承畴被围而诸军不救，此制度之败也。”

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影响发展空间。钱仪吉对比了明朝前后期的对外政策：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最远抵达东非，显示了开放胸襟和开拓精神。但宣德后逐渐转向保守，正统年间停止下西洋，嘉靖年间实行严厉海禁。当欧洲开始地理大发现时，明朝却闭关自守。

“闭关之害，不仅在失贸易之利，更在闭目塞听，不知天下大势已变。”钱仪吉指出，隆庆开关后有限开放月港，但整体仍持消极态度。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技知识，只有徐光启等少数人重视，多数士大夫斥为“奇技淫巧”。这种对外部变化的迟钝反应，使明朝错失了重要发展机遇。

文化思想的活力与禁锢左右精神面貌。钱仪吉梳理了明朝思想文化的脉络：明初程朱理学一统天下，思想受到严格控制；中期王阳明心学兴起，打破思想僵局，强调“致良知”“知行合一”；晚期东林党人倡导经世致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开启启蒙思潮。这条脉络显示，当思想活跃时，社会就充满活力；当思想禁锢时，社会就趋于僵化。

但明朝的文化政策总体趋向保守。八股取士束缚了士人思想，文字狱压制了不同声音，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限制了学术创新。虽然晚明出现了《天工开开物》《农政全书》等实用著作，徐光启等人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但这些未能成为主流。文化思想的禁锢，削弱了社会应对变局的创新能力。

钱仪吉讲到这里，彝伦堂内一片寂静，只有秋雨敲窗之声。他缓缓合上手中的书卷，望向堂下那些年轻的面孔，最后说道：

“老朽絮叨半日，无非想说明一事：兴衰之道，非天命，乃人事；非偶然，乃必然。明之兴，兴于太祖之励精图治、永乐之开拓进取、仁宣之与民休息；明之衰，衰于制度之渐趋僵化、财政之日益困窘、边防之不断失利、党争之持续内耗、民生之日益艰难。”

“诸君将来或为地方父母官，或为朝中栋梁材，当常思此道：如何使制度保持弹性，如何使财政健康可持续，如何使人才各得其所，如何使社会流动畅通，如何使国防坚固有效，如何使思想活跃创新。此非一朝一夕之功，需代代努力，时时警醒。”

雨渐渐停了，暮色笼罩国子监。钱仪吉在弟子的搀扶下走出彝伦堂，看见庭院中积水如镜，倒映着古老建筑的飞檐。这些建筑大多建于明代，如今依然矗立，只是换了主人。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读《阿房宫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明朝已经灭亡一百七十年，清朝正处在嘉庆朝的中后期，表面承平，内里已有危机隐现。白莲教乱耗费白银二亿两，河道连年溃决，鸦片走私日益严重，西洋舰船不时出现在东南沿海。

历史的教训如镜，照见过去，也照见现在与未来。兴衰之道，看似抽象，实则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制度设计、政策选择、人事任用之中。一个王朝的寿命，不取决于天意，而取决于能否在时代变迁中保持学习、调整、创新的能力。

钱仪吉走出国子监大门，回头望了一眼暮色中的牌坊。他知道，自己今天的讲学可能很快被人遗忘，但如果有一两个年轻官员听进去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能想起明朝兴衰的教训，做出更明智的选择，那么这番苦心就没有白费。

街道两旁店铺陆续点亮灯笼，京城又迎来一个寻常的夜晚。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个王朝兴起又衰落的故事已经结束，但关于治国理政的思考永远不会结束。兴衰之道，如同这秋夜的天空，看似深邃莫测，实则星辰运行自有轨迹，只是需要有心人去观察、去理解、去遵循。

而那些被理解的历史规律，终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照亮前行者的道路，让后来者不至于在同样的黑暗中摸索，在同样的歧路上徘徊。这便是历史的价值，也是所有思考兴衰之道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