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三：定分止争
随着“景翊织网”将执政党的组织体系深入至帝国末梢，立宪大唐的治理效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首相兼立宪党主席景翊与已退隐的萌小甜都清醒地意识到，制度的长期稳定，依赖于对各方权力界限持续不断的、清晰的界定，尤其是在最敏感的皇权与军权关系上。
尽管太宗朝订立的《大唐立宪国体法案》已明确军队归属议会领导的军事委员会，但在具体的人事任免程序中，仍存在一些模糊地带，可能为未来的纷争埋下隐患。萌小甜凭借其超越时代的洞察力，再次向景翊提出了关键建议：必须进一步明确皇帝与政府在军队人事权上的分野，既保障皇权应有的尊严与部分核心权力，又彻底杜绝皇帝直接干预军队的可能。
景翊深谙此道，他深知这是巩固“萌小甜改革”成果，确保君主立宪精神世代传承的又一关键步骤。在经过与议会、军委的充分磋商，并最终获得唐宣宗李忱的理解与认可后，景翊推动颁布了《大唐文武分途任免令》，作为对宪法的重要补充细则：
此令明确规定：
1. 文官系统： 帝国所有通过科举考试及相应渠道选拔的文职官员，其最终的任命权、品秩核定及重大奖惩，依旧归属于皇帝陛下。这是对太宗时期妥协精神的延续，保障了皇权在治理体系中的象征性地位和一定程度的影响力，维系了传统的官僚晋升渠道与皇权的联系。
2. 军队系统： 除皇帝私有、专司宫禁护卫与仪仗的御林军外，帝国所有常备军（包括禁军、边军、府兵及全部新军）的兵士招募、各级军官（自校尉至大将军）的选拔、考核、任免、调遣之权，完全归属于内阁。内阁依据议会制定的国防政策和军事预算，并通过其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具体执行。皇帝不再直接插手任何军队人事事务。
这一划分，如同在皇权与军权之间划下了一条清晰的“楚河汉界”。
· 对皇权而言： 依然保留了对其传统势力范围——文官体系的最高人事权，维护了皇帝的尊严和部分实质影响力。
· 对军队而言： 实现了彻底的“国家化”和“专业化”。军队的人事不再受宫廷政治或个人好恶的影响，只对代表国家的议会和内阁负责，确保了军队的稳定性和对宪法的忠诚。
此令一出，朝野共识认为，这是立宪制度走向高度成熟的标志。它从根本上避免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或皇帝依靠私人关系操控军队的弊端，也为防止军事将领凭借与皇帝的私人关系而形成藩镇势力提供了制度性防火墙。
唐宣宗李忱虽感自身权力在军事领域进一步被清晰限定，但也明智地认识到，此举长远来看有利于李唐江山的稳定。一个不受个人意志随意摆布、完全效忠于国家宪政秩序的军队，才是皇室安全最可靠的保障。
景翊任内完成的这项“定分止争”之举，与他的“织网”工程相辅相成，共同将立宪大唐的政治架构推向了一个权责更加分明、运行更加稳健的新阶段。后世史家评价：“景翊之政，细化了太宗之制，巩固了小甜之革，使大唐立宪之基，坚如磐石。”
（番外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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