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的顾景辞坐在书桌前，背脊挺得笔直。他面前的作业本干净得没有一丝折痕，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窗外的孩童嬉闹声隐约传来，但他的世界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以及身后母亲沈渝若有若无的注视。

“景辞，”沈渝的声音响起，冷静，没有太多温度，“今天的维生素C摄入量还差37.5毫克，把这半片吃了。”

顾景辞没有回头，默默放下笔，从桌角一个分格精细的药盒里，精准地掰下半片维生素，就着旁边刻度杯里恰好50毫升的温水服下。动作流畅，没有一丝犹豫或疑问。

沈渝走上前，拿起他的作业本检查，指甲修剪得一丝不苟。她的目光像扫描仪，掠过每一行算式，每一个标点。

“这里，”她的指尖点在一个等号上，“用直尺比着画，不够直。重写这一页。” “是，母亲。”顾景辞的声音平静无波，将那页纸小心撕下，对折，再对折，扔进脚边的垃圾桶——那里已经有了几张同样命运的废纸。然后他抽出一张新纸，拿出透明直尺，重新开始。

这不是惩罚，是日常。

客厅里，压抑的争吵声又隐约传来。父亲顾随似乎回来了，但很快，声音又消失在书房门摔上的巨响里。顾景辞的眼睫颤都没颤一下，继续着他的作业。他对父母的争吵早已麻木，那只是背景噪音，与窗外孩子的笑声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他无法参与、也不必关心的外界杂音。

他曾有过朋友，在第一次转学前。一个邻居家的小男孩，成绩中上，活泼爱笑，会偷偷分零食给顾景辞吃。沈渝发现后，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背景调查”，最终以“父母学历不高，家庭教育存在缺失风险，零食成分不健康影响发育”为由，强制终止了这段友谊。

不久后，他们就搬了家，顾景辞转了学。

第二次，他学乖了，不再主动接近任何人。但一个成绩很好的女生主动找他讨论题目。沈渝检查他手机时看到了聊天记录（虽然只是纯学术讨论），再次进行了评估。结论是：“女生性格过于强势，可能带来不必要的心理压力，且其家庭背景复杂（单亲），不利于你的成长环境稳定性。”

于是，又一次转学。

一次又一次。理由各不相同：成绩不够顶尖、父母职业不入流、家庭成员有病史、甚至只是“看起来心思活络，容易带坏你”……

顾景辞逐渐明白，交朋友是一件高风险、零回报的事情。它带来的短暂快乐，远不足以抵消母亲随之而来的审查、指责以及不可避免的分离——无论是人为切断的还是物理距离拉开的。

他也不再期待父亲的保护。顾随的世界似乎早已被外面的“小三”和与母亲无休止的争吵占据，偶尔回家，投向顾景辞的眼神也带着疲惫和疏离，有时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迁怒。

这个家，是一座冰冷的精密仪器。母亲是绝对的控制程序，父亲是时好时坏的故障部件，而他，顾景辞，是那个必须严格按照指令运行的核心零件，不能有丝毫偏差。

他开始主动配合母亲的“管理”。每日三餐，他会自己先估算重量，再与母亲核对的数据对比，误差逐渐缩小到毫克级别。他的手机里没有任何游戏和社交软件，通讯录寥寥数人，聊天记录干净得像公文往来。他的笔记本，除了课堂笔记，便是各种计划表、学习进度和自我检讨。

他甚至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应对机制：当母亲检查时，他的大脑会自动进入一种“只读模式”，只呈现被允许访问的内容，将所有情绪和真实想法深埋于底层，加密锁死。

理性，成了他最好的铠甲。情绪是冗余的，冲动是bug，人际关系是系统漏洞。只有绝对的计划、严密的逻辑、精准的执行，才能确保这台名为“顾景辞”的机器平稳运行，才能避免母亲程序崩溃带来的更大风暴。

他不再需要母亲提醒，自己会用直尺画等号。他不再需要母亲催促，自己会按时服用精确剂量的营养补充剂。他不再需要母亲审查，自己会提前过滤掉所有“不合格”的交往对象——事实上，他不再与任何人产生深度交集。

又一个新学期开始，顾景辞坐在新的教室里，周围是全新的陌生面孔。老师让他做自我介绍。

他站起身，走到讲台前，目光平稳地扫过台下，声音清晰、标准，没有任何起伏： “我叫顾景辞。景色的景，辞别的辞。” “我的目标是保持年级第一。” “我没有特别喜好，一切以效率和最优解为先。” “希望能与成绩优异、品行端正的同学共同进步。”

台下有窃窃私语，有好奇的目光，也有不屑的撇嘴。顾景辞全部接收，但不再处理这些信息。他的内心一片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冰冷的满意。

看，这样多好。高效，准确，不会出错。母亲沈渝站在教室后门，看着台上那个小小年纪却已气场沉静、言语得体的儿子，脸上终于露出一丝近乎严苛的满意表情。

顾景辞看到了母亲的表情，心中那最后一丝微弱的、属于孩童的温度，也彻底冷却、封存。

他完美地扮演着母亲雕刻的作品，并将这个角色内化成了自己唯一的生存模式。

世界的色彩在他眼中渐渐褪去，只剩下黑与白的规则，和对与错的刻度。他把自己关进了一个透明的堡垒，里面无比安全，也无比孤独。

直到多年后，一个叫苏暮川的人，像一颗完全不按轨道运行的流星，带着耀眼的光芒和蛮横的力道，一头撞碎了他的玻璃外墙。

非黑即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