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底色,是私立医院单人病房里那种过于洁净的苍白,混合着消毒液和打蜡橡木地板的淡淡气味。那是1936年的波士顿,深冬,窗外查尔斯河畔的枯枝在灰色天空下勾勒出寂寥的线条。大萧条的余波仍像幽灵般在城市游荡,但在这间位于后湾区的私立医院里,一切依旧维持着体面的秩序。
我叫苏琬,十二岁。我的父亲在纽伯里街有一间颇有名气的牙科诊所,母亲则在隔壁街区经营一家专注于现代艺术的小画廊。我们住在灯塔山一栋拥有铸铁阳台的褐石建筑里,属于这个城市里轻松维持体面的中产阶层。一场来势汹汹的肺炎将我击倒,持续的高热和剧烈咳嗽让父母忧心不已,立刻将我送到了这家以服务和环境著称的私立医院。
“别担心,小姐,只是严重的支气管肺炎,需要静养和规范的抗生素治疗。”我的主治医师李维斯(Dr. Alistair Lewis)医生温和地说。他是一位四十岁左右、风度翩翩的绅士,金发梳理得一丝不苟,金丝边眼镜后的目光沉稳而令人安心。他与我父亲似乎颇为投缘,都毕业于波士顿地区的知名学院,属于同一个俱乐部。
单人病房很安静,墙上挂着仿制的风景画,空气里只有我粗重的呼吸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沉闷的汽车喇叭声。住院的第三天,折磨人的高烧终于退了,体温计的水银柱回到了正常范围。我甚至能坐起来,小口吃着护士送来的、盛放在精致瓷盘里的果冻。
下午,天色阴沉。父亲穿着他出诊时常穿的深色三件套西装,显得有些心神不宁。“琬琬,诊所来了位紧急病人,颌骨脓肿,我必须回去一趟。”他摸了摸我的额头,动作轻柔。母亲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深绿色羊毛裙,也面露难色:“画廊那边,今天约了一位重要的艺术家谈签约,我恐怕也得……” 她俯身,替我整理了一下睡袍的领子,声音里带着歉意,“我们保证,最多一个小时,好吗?护士站就在走廊尽头,有任何不舒服立刻按铃。”
我点了点头,看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身影,心里掠过一丝被单独留下的不安。病房里彻底安静下来,只有暖气管发出轻微的嗡鸣。不知为何,一股异常沉重、仿佛来自意识深处的困意,如同潮水般将我淹没。它不同于疾病带来的虚弱,更像是一种强制性的剥离,将我的感知从这间温暖的病房拖拽出去,坠入一片光怪陆离的黑暗。
在意识沉沦的边缘,我仿佛“听”到了——不是病房里的任何声音,而是一种低沉的、持续不断的嗡鸣,像是无数细碎而古老的音节在虚空深处共振,直接穿透了我的颅骨。
等我再度恢复模糊的感知时,发现自己正“站”(有人搀扶怎么不算站)在一条完全陌生的、灯光惨淡的走廊里。空气冰冷刺骨,弥漫着浓重的尘土、铁锈和某种……类似臭氧的怪异气味。这里绝不是病房所在的那栋崭新大楼。墙壁是斑驳的、渗着水渍的灰泥墙面,脚下是粗糙磨损的水泥地,头顶的灯光线路老旧,灯泡忽明忽灭,在墙壁上投下摇曳诡异的影子。我被裹挟着,脚步虚浮地向前,推开一扇虚掩着的、漆皮剥落的沉重铁门。
门后,是一个巨大得令人心悸的地下空间。这里像是一个被遗弃已久的旧档案库或者设备层(可惜当时我只觉得房间很黑很空旷),挑高极高,远处隐没在令人不安的黑暗中。只有中央一片区域,被几盏悬挂着的、光线昏黄得如同垂死眼眸的孤灯照亮。而就在那片光晕之下,地面上,一个巨大无比的、用暗红色近乎发黑的粘稠颜料绘制的图案,蛮横地占据了全部视野。
那图案的复杂与怪诞,瞬间击溃了我所有的常识。它由无数扭曲的、仿佛自行蠕动的线条、违背一切几何规律的锐角、无限循环又戛然而止的螺旋,以及大量我无法理解、只看一眼就让人心智混乱的诡异符号构成。它散发着一种非人的、冰冷的恶意,仅仅是注视着它,就让我胃里翻江倒海,太阳穴突突直跳。
图案的周围,肃立着十几个身影。他们穿着医院维修工或锅炉房工人常见的深蓝色粗布制服,头上戴着压得很低的帽子,脸上覆盖着厚厚的纱布口罩,将面容完全隐藏。他们如同没有生命的陶俑,沉默地围成一圈,只有偶尔在昏光下闪动的眼白,透出一种麻木的空洞。
然后,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在图案的中心,站着李维斯医生。
平日里那位衣着得体、谈吐优雅的绅士消失了。他脱下了象征身份的白大褂,披上了深黑的袍子。他精心打理的金发略显凌乱,那副金丝边眼镜被随意地放在脚边一个生锈的铁桶上。他脸上惯有的温和与理性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燃烧的、混合了极致狂热与冰冷无情的专注。他站在那亵渎的图案中心,不像救死扶伤的医生,更像一个……站在邪恶祭坛前的主祭。
没有给我任何反应的时间,李维斯医生仰起头,喉咙里发出一种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扭曲而刺耳的音节。那声音不属于任何人类语言,充满了摩擦声、爆破音和令人牙酸的滑音,仿佛来自深渊的低语。随着他那亵渎的吟诵在空旷的地下室激起回响,地面上的红色图案仿佛被注入了邪恶的生命,线条开始诡异地蠕动,散发出一种几乎凝成实质的、冰冷的压力,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粘稠沉重。
围观的“工人们”也开始以一种单调、麻木的语调低声应和,他们的声音汇聚成一片令人头皮发麻的、持续不断的嗡嗡声。这片嗡嗡声与我脑海中那些自生病以来就若隐若现、被我归咎于高烧幻觉的“低语”产生了可怕的共鸣和放大。它们不再是背景噪音,而是瞬间变成了撕裂一切的狂潮,冲击着我脆弱的意识屏障。
我感觉自己的头颅仿佛被无形的巨手攥住、挤压,即将爆裂。无数混乱到极致的图像、无法理解的符号、冰冷浩瀚到令人绝望的知识碎片,如同灼热的岩浆,被强行灌入我的大脑。我“看”到了星系的诞生与寂灭,如同泡沫般虚幻;我“理解”了时间可以像丝线一样被随意编织、打结;我感知到了那些潜伏在现实维度帷幕之后的、巨大而漠然的阴影,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和理性的终极嘲弄……
痛苦是超越生理极限的。那是一种存在层面的、整个“自我”被彻底撕碎、被投入非人熔炉中煅烧的极致折磨。属于“苏琬”这个女孩的一切——她对父亲身上消毒水气味的熟悉,对母亲画廊里那些抽象画作的朦胧感受,对家庭教师课程、对派对裙子的那点小小喜恶——都在被这股来自宇宙深渊、冰冷而无情的洪流冲刷、稀释、直至近乎虚无。我感觉自己像一张被强行涂改的画布,原有的色彩正被彻底覆盖。
就在我的意识即将彻底瓦解、融入那片疯狂的知识之海时,洪流的性质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诡异的转变。它不再仅仅是毁灭。那些庞大、混乱、彼此矛盾的信息碎片,开始以一种超越我理解范畴的方式,在我濒临崩溃的意识废墟上自行组织、架构、烙印。仿佛有一只无形巨手,以我的灵魂为基底,用这些禁忌的知识重新描绘着一幅全新的、非人的图谱。痛苦依旧尖锐刺骨,但其中混杂了一种诡异的、绝对的“明晰”。我依然能“听”到无数重叠交织的亵渎之音,但我开始能隐约捕捉到其中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流——关于物质界的虚幻本质,关于能量的原始脉动,关于……连接着无穷维度与可能性的、那扇名为“虚空”的门户。
后来,当我接触到那些隐秘的记载,我才明白,我所经历的,正是那个非正式教团称之为“虚空回响之契”的、一种极其危险且不计后果的简化仪式。他们需要的,或许只是一个足够“敏感”且未被污染的容器,来过滤门扉之后泄露的“回响”,而我,这个因高烧而意识边界暂时松动的十二岁女孩,成了他们随机选中的、代价未知的“疏导渠道”。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一瞬,也许是永恒。所有的声音、光影、知识的狂暴冲击,如同退潮般骤然消失。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地下室,只剩下灯泡灯丝冷却时发出的细微“滋滋”声。我像一具被抽空了所有支撑的破旧玩偶,瘫软在冰冷粗糙的水泥地上,连呼吸都觉得是一种负担。视野模糊黯淡,只能依稀看到中央那个暗红色的图案失去了所有邪异的光泽,变得死寂。周围那些穿着工装的人,如同被折断的傀儡,东倒西歪地躺了一地,无声无息,姿态扭曲,有些人的口罩和衣领处,浸染开了不祥的深色痕迹。
只有李维斯医生还勉强站立着。他双手死死撑着膝盖,身体无法控制地剧烈颤抖,汗水将他额前的金发浸透,狼狈地贴在苍白的皮肤上。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镜片后的眼神充满了极致的疲惫、劫后余生的恍惚,以及……一丝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的、仿佛赌徒压上全部身家后赢得命运的、扭曲的兴奋与满足。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那眼神复杂得让我感到刺骨的寒冷,有审视,有惊异,或许还有一丝……对于“成功”作品的评估。
我闭上了眼睛。在那一刻,一种不属于孩童的、冰冷的理智,如同精密的水银,迅速注满了我被暴力改造过的身心。我“知道”了很多事。我知道那些倒下的人,他们的意识很可能已经在过载的“回响”中永久性地破碎或湮灭了。我知道李维斯医生进行了一场何等危险而亵渎的“探索”。我更知道,这家私立医院,乃至他背后可能存在的那个隐匿圈子,绝不允许这样骇人听闻的丑闻泄露分毫。
那么,一个刚刚退烧的、十二岁的女孩,在父母离开的短短一小时内,应该经历什么?她应该记得什么?又应该忘记什么?
当我再次恢复对外界的感知时,已经躺回了那张柔软、洁净的病床上。父母焦急的脸庞,和李维斯医生那已经迅速恢复“正常”的、带着职业性关切与恰到好处的担忧的表情,一同映入我逐渐清晰的视野。
“琬!亲爱的!你感觉怎么样?”母亲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她紧紧握住我的手,指尖冰凉,“护士说你突然昏厥了!怎么叫都没有反应!”
李维斯医生适时地上前一步,推了推他那重新戴好的金丝边眼镜,用他那惯有的、令人信服的沉稳语调对我的父母说:“苏先生,苏太太,请不必过度惊慌。琬琬的身体仍处于恢复期,非常虚弱。刚才的情况可能是由于虚弱导致的短暂性昏厥,或者……某种神经性的应激反应。我们已经做了检查,目前生命体征是稳定的。”然后,他转向我,目光温和,声音轻柔,“苏琬,能告诉我吗?刚才发生了什么?你有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我看着他们,看着“父母”眼中纯粹的忧虑与后怕,看着李维斯医生那完美面具下极力掩饰的一丝紧张与探究。我调动起全部的精神,让眼神显得迷茫、脆弱,并努力注入一丝属于受惊孩子的、恰到好处的恐惧。我轻轻摇头,嘴唇微微颤抖,用略带虚弱的、符合我身份的语气说道:“我……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好困,睡着了……然后……做了一个非常黑暗、非常可怕的梦……有很多奇怪的声音……和晃动的影子……但是……具体是什么,我……我想不起来了……”
我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父母“,适时的惊慌与疏离,警惕。仿佛我真的失忆了。某种角度来看确实不错,我不能回忆过去,因为禁忌依旧存在,我要找到方法隔离这份记忆。
我完美地扮演了一个因身体虚弱而昏厥、受到不明惊吓、记忆模糊的、来自良好家庭的小女孩。我顺从地接受他们安排的所有后续检查,对那“丢失的一小时”表现出符合我年龄、背景和身体状况的困惑与残留的惊惧。我甚至在对上李维斯医生目光时,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属于患者对医生的依赖。
我清晰地看到,他们所有人都几不可察地松了一口气。我的“失忆”,我那符合“大病初愈后遗症”和“受惊”逻辑的“噩梦”描述,为这起无法用常理解释的事件,提供了对所有人而言最安全、最体面的遮羞布。医院需要维持其声誉,李维斯医生需要保护他的秘密和地位,而我那重视体面、深爱女儿的父母,更是发自内心地愿意相信这只是一次不幸的意外医疗状况。
从那一刻起,我深刻地领悟到,在这个看似文明、有序的世界表象之下,潜藏着无法言说的黑暗与疯狂。某些“真实”是必须被永远埋葬的毒药。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尤其是在我所处的这个注重体面和规则的中产环境里,我必须学会完美地演戏,用无懈可击的模仿来掩盖内在的崩坏、异化与那永不消停的低语。演给医生看,演给父母看,演给所有我遇到的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