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穿过城市薄雾时,我先看见的是圣玛利亚教会的尖顶,十字架在晨光里泛着冷白的光。往前走三条街,就是绿荫环抱的启明学院,铁艺大门上缠绕的蔷薇还挂着露水。
教会的守门人是位白发老人,总坐在门廊的藤椅上翻乐谱。学院的传达室大爷则爱趴在窗口,看穿校服的学生抱着画板跑进跑出。他们俩隔街对望了三十年,却从没说过话。
直到今天,我撞见老人把一张泛黄的五线谱塞进学院大门的缝隙。后来才知道,二十岁那年,他是教会唱诗班的钢琴手,她是学院美术系的学生,每周三午后,她都会带着画具来教会后院写生,他就在琴房里弹她最爱的《月光》。
战争爆发那天,她没再来。他把她落在琴键上的半张素描——画的是他弹琴的侧影,夹进了乐谱本。如今素描早被岁月蚀成碎片,只有那段旋律,还在每个清晨的薄雾里,悄悄越过街道,落在学院的画室窗台上。
城市的老钟楼属于教会,而学院的课铃,据说一百年前是用钟楼拆下的旧铜钟改的。
今早我站在教会门口时,钟楼刚敲过七点。钟声沉厚,震得空气都在发颤。而学院里的预备铃紧跟着响起,清脆得像玻璃珠子落地,一群背着书包的学生笑着跑过,鞋底擦过石板路的声音,刚好填在两声响动的缝隙里。
卖早点的阿姨说,三十年前这里不是学院,是座废弃的工厂。有个老神父,每天早上都会站在工厂的破窗前,等钟楼的钟声响完,就拿出一把旧铜铃摇——那是他从工厂废墟里捡的,说要“叫醒睡着的墙”。
后来工厂拆了,建起了学院。人们在老神父的遗物里找到那把铜铃,把它挂在了教学楼的走廊上。现在敲钟楼的人换了,摇铃的也换成了电动装置,但每天早上七点,当钟声和铃音在空气里撞在一起时,总有人说,能看见一个穿黑袍的身影,站在学院的紫藤架下,对着钟楼的方向轻轻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