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市的秋老虎总赖到九月才走,空气里还飘着夏末的余温,只是风里多了点脆生生的凉。我、马强、董思源、王昊,后来总说,我们四个能凑成铁四角,大概就是这凉丝丝的风,把散落的线一点点吹到了一起。
我和马强的交情,是在初一军训的烈日下焐热的。那时候站军姿站到腿发麻,汗水顺着额角流进眼镜片,模糊了眼前的队列。我眼前一黑晃了晃,身后突然传来一声闷响,接着是马强的声音:“报告!他好像要晕!”
等我在树荫下缓过来,才发现他半蹲在旁边,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滑到了鼻尖,手里攥着半瓶冰水,瓶盖没拧紧,水珠顺着他的手腕往下滴。“我看你镜片都花了,脸白得像纸。”他抬手推了推眼镜,校服后背湿了一大片,“我从B镇来的,咱这军训比摘桃累多了,摘桃还能躲树荫呢。”
后来才知道,他家桃园就在R市南边,暑假里他每天要帮着摘两百斤桃,镜片上总沾着点桃毛。我们就靠着这半瓶冰水的交情,从初中的操场勾肩搭背去食堂,到高中课间凑在一块儿刷题,再到拿着同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报到处相视而笑。他总说:“你这人看着文静,骨子里倔得很,跟我家那桃树似的,风再大也不弯腰。”
只是他没料到,这倔劲儿会在大一十月那天,被推进手术室的门。
心脏瓣膜修复术的同意书签字时,我的手一直在抖。麻醉前最后一眼,看见马强扒着手术室的门缝,眼镜片反射着惨白的光,比手术灯还晃眼。等我再醒过来,喉咙里插着管子,浑身都疼,转头就看见他趴在床边,眼镜歪在一边,睫毛上还沾着点湿痕。
“醒了?”他猛地抬头,手忙脚乱地扶眼镜,“医生说手术很成功,就是得好好养。”他从包里掏出个保温桶,“我妈炖的桃胶羹,说补气血。”
出院那天,秋阳晃得人睁不开眼。我裹着厚外套,手里攥着出院小结,站在医院门口的公交站台,腿软得像踩在棉花上。一阵风卷过,手里的纸散了一地,我弯腰去捡,胸口突然传来一阵闷痛,疼得我瞬间蹲下去,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淌。
“别动。”一只手突然伸到我面前,稳稳地捡起散落的纸,还顺便把我的眼镜递了过来。我抬头,看见个没戴眼镜的男生,眼睛亮得很,正蹲下来打量我:“刚出院?”他手指修长,指甲缝里沾着点金属屑,说话时带着点沉稳的劲儿,“我叫董思源,住这附近,正好顺路,我送你吧。”
他说话时,我才发现他T恤上印着个机械齿轮的图案,背包里露出半截扳手——后来知道,他来自R市东边的C镇,家里开五金铺,天生视力好,看图纸从不用戴眼镜,那天是来医院给爷爷送换好的轮椅零件。他把我扶上出租车,报地址时比我还熟,到了楼下又执意帮我拎东西,说:“你这情况,得有人搭把手。我认识个朋友,正好闲得慌。”
第二天下午,门铃响了。开门看见董思源,身后跟着个背着吉他的男生,鼻梁上架着副细框眼镜,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我王昊,董思源发小。”他晃了晃手里的保温桶,眼镜滑到鼻尖,又抬手推了推,“我妈炖的鸽子汤,专治大手术后的‘蔫儿’。”他来自北边的D镇,家就在河边,说自己是熬夜写歌看近视的,却总在弹吉他时让眼镜滑到鼻尖,说这样低头拨弦更方便。
那阵子王昊天天来,拎着不同的汤,有时坐在窗边弹吉他,调子轻得像河水漫过石子;董思源则隔三差五来“检修”家里的东西——把阳台的台阶包上软布,说怕我绊倒;把厨房的吊柜调低,说省得我抬手牵扯伤口。马强下了课就往这跑,带课本帮我划重点,说:“落下的课我给你补,反正你聪明,一学就会。”
我坐在沙发上养伤,看他们三个在屋里忙前忙后。马强啃苹果时得把眼镜推到头顶,董思源看说明书时头埋得很低,王昊弹吉他前总要扶扶眼镜,三副眼镜偶尔撞到一起,映着窗外的秋阳,亮得让人心里发暖。
拆纱布那天,我们四个凑在我家的小客厅。马强从家里带了刚摘的冬桃,董思源揣着他新画的零件图,王昊抱着吉他,我则第一次试着站起来给大家倒了杯热水。
“哎,”马强把眼镜戴回鼻梁,“等你好利索了,咱四个搞点事呗?”董思源没说话,却在纸上画了个简易的四人剪影,给其中三个添了眼镜。王昊拨了下琴弦,笑着接话:“就叫‘铁四角’,少一个都不行。”
那时候谁也没想过“都市梦工厂”这五个字,只知道十月的风从窗外吹进来,带着R市特有的味道,落在我们四个来自不同小镇的人身上——三副眼镜闪着光,一个眼神清亮——暖得能把伤口都捂热。就像很多年后,我们站在挂着招牌的办公室里,回头看时,才发现命运早就把那根线,从军训的烈日、手术室的灯光、术后的午后,一点点织成了一张网,把我们牢牢兜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