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末班车

蝉鸣把七月烤得滋滋作响时，马嘉祺第一次出现在旧书店门口。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腕骨分明的手正扶着褪色的自行车把。阳光透过梧桐叶在他睫毛上跳着碎金似的光，我趴在柜台后数第108片飘落的叶子，听见他问：“请问有1987年版的《雪国》吗？”

书店是爷爷留下的，藏在老城区的巷弄深处，木质书架上的书大多比我年纪还大。我踮脚从最高层抽出那本封面泛着茶渍的精装本，他接过时指尖擦过我的手背，带着冰镇汽水的凉意。

“多少钱？”

“二十。”我盯着他领口别着的校徽，市重点高中的标志在阳光下闪得人睁不开眼。

他掏钱时掉出张揉皱的电影票根，1987年的《雪国》首映场。我捡起来递给他，他忽然笑了，梨涡陷成小小的漩涡：“我外婆的，她总说当年跟外公看完这场电影，就决定要一辈子待在这座城市。”

从那天起，马嘉祺成了书店的常客。有时是傍晚来借本乐理书，靠在窗边的藤椅上读到暮色漫过书页；有时是周末带着吉他，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弹些不成调的曲子。他说他在学编曲，梦想是写一首能让整座城市安静下来的歌。

“为什么是1987年的《雪国》？”某个暴雨天，我终于忍不住问他。雨珠敲打着玻璃橱窗，把他的影子泡得毛茸茸的。

他正在给吉他调弦，闻言顿了顿：“外婆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总把现在当成1987年。她说那时候外公还在，书店门口的梧桐树才刚栽下，她每天都来买一支绿豆冰棒等外公下班。”

我忽然想起每周三下午都会来买茉莉花茶的老婆婆，总是对着空座位说“老张你看这茶多香”，原来那是他的外婆。

八月中旬的台风天，书店的屋顶漏了雨。我踩着板凳抢救顶层的旧书，马嘉祺突然浑身湿透地冲进来，手里抱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我听邻居说这边漏水了。”他从袋子里掏出塑料布和胶带，爬上梯子时蓝衬衫紧贴着后背，肩胛骨像振翅欲飞的蝶。

我们蹲在满地狼藉里分食面包，他忽然说：“我要走了，去北京学音乐。”窗外的台风卷着梧桐叶撞在玻璃上，像谁在哭着敲门。

“什么时候？”我的面包渣掉在膝盖上。

“下周六的火车。”他低头盯着吉他弦，“外婆上周认不出我了，她说想回老房子住，我妈要接她去南方。”

那周我把《雪国》里外婆夹着的电影票根悄悄拓印下来，贴在牛皮纸信封上。周五傍晚马嘉祺来还书，我把信封塞给他：“明天我去送你。”

他捏着信封的手紧了紧，喉结动了动：“不用了，太早了。”

火车站的广播在清晨六点炸开时，我攥着刚烤好的绿豆糕站在月台上。马嘉祺背着吉他箱从人群里挤出来，看见我时愣住了，眼睛红得像被晨露浸过的樱桃。

“给你外婆的，”我把纸包递过去，“她说老书店门口的绿豆冰棒最甜。”

火车鸣笛时他突然抱了我一下，薄荷味的衬衫蹭过我的脸颊：“等我写好歌，就回来唱给你听。”

我站在月台上看着绿皮火车慢慢消失在晨雾里，手里捏着他留下的吉他拨片，上面刻着小小的音符。秋风吹落第一片梧桐叶时，我在书店门口挂了块木牌，上面写着“等待一首未完成的歌”。

后来每个盛夏，都会有穿蓝衬衫的少年来问1987年版的《雪国》，我总会笑着指给他看靠窗的藤椅：“慢慢读，有人会回来唱完那首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