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的日程表上又挤进了一个新坐标:柏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某栋不起眼实验楼的某个恒温恒湿实验室。
实验室的空气是冰冷的,带着消毒水和特殊化学试剂的淡淡气味。
巨大的仪器发出低沉的嗡鸣。
我换上干净的白大褂,戴上护目镜和乳胶手套,将自己包裹进一种与咖啡馆的烟火气、画室的松节油味截然不同的氛围里。
在这里,我不再是“Kaffee Staub”里手脚麻利的服务生林芊冉,也不是画室里与色彩搏斗的学生林芊冉,而是记录员林。
工作内容枯燥却要求极高。
按照马克斯制定的严格流程,定时开关仪器,读取并记录密密麻麻仪表盘上的数字,小心取样,贴上标签,记录时间、温度、湿度、批次……每一个小数点都至关重要。
马克斯是个严格的雇主,但只要你足够精确和守时,他并不会多言。
实验室里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只有仪器规律的声响和笔尖划过记录纸的沙沙声作伴。
这种绝对的、冰冷的秩序感,意外地给了我一种奇特的平静。
在这里,混乱的情绪被隔绝在外,只有数据和流程,清晰明了。
我依然在“Kaffee Staub”兼职,只是时间压缩了一些。
汉斯很理解,总把相对清闲的时段留给我。
咖啡馆的嘈杂和实验室的寂静,成了我生活的两极。
画室则成了连接两极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中间地带——灵感喷发时的酣畅淋漓,与瓶颈期的焦灼痛苦交替上演。
贺峻霖的头像,依旧安静地躺在微信置顶的位置。点开,上一次对话停留在一周前峡谷结束后的互道“下了”。
他最新的一条微博,是半夜十二点多发的的晨曦,

下面的评论区是粉丝们铺天盖地的“哥哥辛苦啦!”、“注意休息!”。
我手指悬在点赞的图标上片刻,最终没有点下去。
我们像两条曾经短暂交汇的溪流,在各自的地形图上奔涌向前。
他的河道越来越宽阔,激流勇进,浪花飞溅,被无数目光追随。
而我的河道,则在柏林这片异国的土地上,蜿蜒曲折,时宽时窄,沉静地接纳着来自咖啡馆的喧嚣、实验室的冰霜和画室的斑斓。
偶尔,峡谷里的水花会短暂地溅湿彼此的岸,提醒着对方的存在。
但那场曾经惊心动魄、带着体温和脏水气味的“救赎”,那根深深扎入骨血的“倒刺”,仿佛被柏林忙碌而坚硬的日常磨平了棱角,成了一段遥远而模糊的底色。
他的光芒依旧耀眼,只是不再是我世界里唯一的光源。
我在咖啡的香气里清醒,在实验数据的精确里冷静,在画布的色彩里沉浮,也在独自穿行柏林深秋的寒风中,学会了更紧地裹住自己的大衣。
贺峻霖成了手机信号另一端的一个静默头像,一个偶尔在峡谷里并肩作战的ID,一段刻在骨子里却不再轻易触碰的旧时光。
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沉默而用力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