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多一张船票2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83年的夏天。宋亚轩刚从内地来香港，跟着舅舅住在油麻地的唐楼里。那天他抱着小提琴盒经过菜市场，被几个小混混堵在巷子里抢钱，是路过的刘耀文救了他。

“你叫什么？”刘耀文把他从地上拉起来，白衬衫被扯破了个洞。

“宋亚轩。”他小声说，看见对方校服上的名字牌——刘耀文。后来他才知道，“阿满”是刘耀文小时候的乳名，只有过世的母亲会这么叫，那天他被打得晕乎乎，错把“耀文”听成了“阿满”，从此便再也改不过来。

刘耀文起初总皱着眉纠正：“叫我耀文。”可宋亚轩偏要喊“阿满”，喊得软乎乎的，像只撒娇的猫。日子久了，他也就默认了，只是这两个字从别人嘴里出来时，他会立刻冷下脸。有次隔壁街的阿飞跟着起哄喊“阿满”，被他摁在地上揍得流了血。

他们的秘密藏在唐楼顶层的天台上。宋亚轩拉小提琴，刘耀文就躺在旁边的旧床垫上抽烟，看鸽子从维多利亚港的方向飞过来。有一次宋亚轩拉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刘耀文突然坐起来，从口袋里摸出个用红绳系着的银戒指，笨手笨脚地套在他无名指上。

“我妈留的。”他挠挠头，耳朵红得厉害，“说要送给未来的……”

宋亚轩没让他说完，踮起脚尖吻了吻他的嘴角。风里带着海水的咸味，远处的霓虹灯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1

可秘密总有被戳破的那天。去年冬天，宋亚轩的舅舅发现了他们藏在衣柜里的合照，当场把相框摔在地上。玻璃碎渣溅到宋亚轩手背上，他没敢躲，看着舅舅指着刘耀文的鼻子骂“小混混”“不正经”。

“阿轩，你跟他走，就别认我这个舅舅。”舅舅的声音在发抖，“你妈临死前让我好好照顾你，不是让你跟这种人学坏的！”

那天刘耀文把他接走时，他手背还在流血。刘耀文蹲在地上，用棉签蘸着碘伏给他消毒，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什么：“要不……我们算了吧。”

宋亚轩摇摇头，伸手抱住他的脖子。刘耀文的肩膀很宽，带着淡淡的消毒水味，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我不。”

从那以后，宋亚轩就搬去了刘耀文租的小公寓。在那个只有七八平米的房间里，他们有张拼起来的木板床，一个掉漆的衣柜，还有宋亚轩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唱片机。每天清晨，刘耀文去码头扛货，宋亚轩就去音乐教室代课，傍晚回来时，总能在窗台上看见支带着露水的白玫瑰——那是刘耀文绕远路从花店门口的垃圾桶里捡的。

这是刘耀文给宋亚轩的理由。

有次宋亚轩问他：“为什么这花这么新鲜？”

刘耀文把花插进玻璃瓶，漫不经心地说：“可能别人不想要就丢了。”其实他前一晚刚把攒了半个月的钱给了医院，连买包烟都要赊账，花也是赊账买的，宋亚轩和花很配，他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