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今天的我,是在2023年某个寒冷的冬日。那年我十二岁,我死死攥着门框边缘的木纹——那道被无数学生磨得光滑的木棱,成了我窥视教室的唯一支撑。
讲台灯光在地板上投出暖黄的圆,温昀站在光圈里,仰脸问着老师问题,侧脸绷得像块冻住的湖面。我数着她垂在身侧的手指,一根、两根、三根……直到李柏轩的鞋尖闯进视线。
心脏突然跳得像被塞进了鼓里。我几乎是条件反射地往后缩,后背撞在冰冷的墙壁上,呼吸瞬间卡在喉咙,只能死死盯着地面——看他的影子从门缝里滑过,站到放学的队伍里。
墙壁的寒意顺着校服裤往上爬,冻得膝盖发疼,可比寒意更刺骨的,是讲台边那个被我刻意忽略的身影——何伊林。她就站在温昀旁边,面色很凝重。
两年过去了。
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时间埋葬,就像冬天的雪总会化在春天的土里。可终于我明白这是错的。有些东西会像冻土下的草根,在没人看见的地方盘根错节,等到某个同样寒冷的日子,突然就从心口钻出来,带着泥土的腥气和冰碴的冷意。毕竟那一瞬间的选择,不是石子落水的涟漪,是刻在骨头上的年轮,会跟着每一次呼吸生长,影响着所谓的永远。
回首前尘,我才惊觉过去的七百多个日夜,自己始终没走出那个冬日的走廊。我会在课堂上突然盯着讲台发愣,会在听到“何伊林”这三个字时,手指瞬间僵硬得像那年冻得冰凉的门把手。
现在,我打算写下这段破碎又挣扎的初中记忆。不是为了给谁一个交代,只是因为躺在床上执起笔时,笔尖悬在纸面三毫米的地方,突然清晰地意识到:这本子连着的从来不是某个人的名字,是我们在那个冬天一起踩碎的东西——那些没说出口的道歉,没解释的误会,和至今未曾赎还的、少年人最笨拙的罪行。
窗外的天暗得不早,我合上书页走出家门。小区里的路灯刚亮起来,暖黄的光裹着晚归的风,吹得树枝晃出细碎的响。两个孩子骑着自行车从身边掠过,车铃叮铃铃地撞碎暮色,其中一个的车轮碾过路灯射下的灯光。
我在长凳上坐下,夏天的太阳晒的塑料面的暖意意透过薄薄的裤子渗进来。抬眼时,正看见那两个孩子在不远处的拐角追逐,自行车把手上的彩带随着车身摇晃,像极了长出来的书包带。
记忆突然就不受控制地翻涌起来。
我想起第一次给何伊林修自行车链条,我蹲在车棚里,手指沾着黑乎乎的机油;想起姜冬琪站在路边和我说的话;最后画面定格在2023年那个改变一切的冬天——自行车挡被冻得僵硬的,而我站在教室后门,看着讲台边的何伊林,选择了转身躲进走廊的阴影里。
暖风吹起,吹得路灯的光晕微微晃动。我站起来,看着那两个孩子的自行车消失在夜色里,突然明白:有些冬天永远不会过去,它会变成你骨头里的寒意,变成你每次选择时心里的钝痛,最终悄无声息地,造就了今天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