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年，我们在望京 SOHO 的电梯里重逢。
早高峰的轿厢像沙丁鱼罐头，我被挤在最里侧，鼻尖几乎贴上冷硬的镜面。楼层数字跳到 31 时，门“叮”地一声，有人进来，带着初冬的寒气。我低头看报表，余光却先认出了那截腕骨——凸起的尺骨茎突上，仍有一颗褐色小痣，像一粒被时间遗忘的墨点。
“好久不见。”
声音比记忆里低两度，像雪落进旧铁皮。我抬头，沈砚穿着深灰西装，领带是客户今年新送的雾霾蓝。他朝我点头，礼貌克制，如同面对任何一位需要寒暄的乙方。电梯继续上升，镜面反射出我们交叠的影子：他头发短了，我的眼角有了细纹。数字跳到 48，他先开口：“还在做并购？”
“嗯，你呢？”
“法务，隔壁 51 层。”
楼层到了，他侧身让我先行。我踩在地毯上，听见身后金属门合拢的闷响，像十年前的某个夜晚，宿舍铁门被风摔上的声音——那晚我们吵得很难看，我说他“太冷静”，他说我“太怕输”。后来我们谁都没先道歉，毕业、实习、跳槽，像两条平行线，被城市的高空玻璃越隔越远。
中午甲方约了对标会议。我抱着电脑进会议室，看见沈砚坐在长桌另一侧，正低头翻合同。阳光穿过落地窗，把他睫毛的影子钉在纸面上。客户介绍：“这是沈律师，负责尽调。”他伸手，我回握，掌心贴掌心，0.3 秒的接触，比当年宿舍熄灯后的偷吻还要短。
会议持续到暮色四合。PPT 最后一页跳出“Q&A”时，客户突然问：“两位以前认识？气氛怪怪的。”
沈砚笑了笑：“校友。”
我补上一句：“不太熟。”
话音落下，他钢笔在纸上顿出一小点墨，像极了他腕骨上的痣。
散场时，写字楼下的银杏叶已经落了厚厚一层。我蹲在路边打车，冷风往领口灌。忽然有伞撑在我头顶——沈砚还穿着那件西装外套，衬衫领口被雪打湿。
“下雪了。”他说。
我“嗯”了一声，才发现他左手无名指空着。十年前我们开玩笑说，谁先结婚，另一个就送《民法典》当贺礼。如今《民法典》已修订到 2025 版，我们却连微信都没加回来。
“你车呢？”
“限行。”
“我送你。”
我鬼使神差地点头。地下车库的灯管坏了一支，忽明忽暗。他倒车时，我瞥见后座的文件袋，标签写着“离婚协议”。心跳漏半拍，却假装没看见。
车驶上四环，雪越下越大，电台里放着陈奕迅的《十年》。副歌响起时，他忽然开口：“那年你说‘太怕输’，其实是我怕。”
我攥着安全带，喉咙发紧。
“怕你跟着我吃苦，怕我们熬不过异地，怕一吵架就把喜欢磨光了……”
“所以你就先放手？”
他没回答，只把雨刮器调到最快档。玻璃上的水痕被反复抹去，又迅速漫上来，像我们之间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永远擦不干净。
快到我家时，他停在红灯前。雪花扑在挡风玻璃上，积了薄薄一层。我伸手去抹，指尖碰到冰面，冷得发疼。
“沈砚，”我听见自己说，“如果现在下车，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红灯还剩 15 秒。他侧过脸，眼里有雪落下的反光。
“不会。”声音很轻，却像锤子敲在鼓膜上，“十年前没做的事，十年后更不会。”
绿灯亮，他踩下油门。车稳稳停在小区门口，我道谢，推门，风雪灌进来。
走出两步，听见身后车窗降下。
“程屿。”
我回头。
“新年快乐。”
他眉眼被路灯镀上一层淡金，和当年宿舍楼下等我通宵背法条的少年重叠又错开。
我张了张嘴，最终只挥了下手。
雪落进脖颈，很快化掉，像一场迟到的眼泪。
第二天，51 层的灯再也没亮。同事说，沈律师昨晚连夜飞去上海，处理一桩跨境并购。
午休时，我收到一封邮件，附件是昨晚会议的补充协议，落款处他的电子签名端端正正，像学生时代抄我作业时故意模仿的笔迹。
正文只有一句话：
“第十年，我还是没学会先开口。——S”
我盯着屏幕，直到屏保跳出。
玻璃幕墙外，新雪覆盖了整座望京。
我拿起外套，走进电梯。
下到 48 层时，轿厢门开，空无一人。
我伸手按下 51，又迅速取消。
数字跳到 1，门开，风雪扑面而来。
我没带伞，却也没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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