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芽芽在爷爷的书房翻找旧账本时，那架枣木算盘从书堆里滑了出来。算珠在框里晃出“哗啦啦”的脆响，惊得窗外的麻雀扑棱棱飞远。算盘的包浆温润如玉，边缘的铜箍已经氧化出绿斑，却把“楚记”两个暗红的刻字衬得愈发清晰——那是太爷爷的笔迹，笔画间还卡着几粒陈年的稻壳。
“轻点，这算盘比你爹岁数都大。”爷爷拄着拐杖进来，杖头的铜箍在青砖地上敲出“笃笃”的节奏，“当年你太爷爷在粮站当会计，全靠它打算盘，一粒米的进出都记得分毫不差。”他用布满老年斑的手抚过算珠，指尖在“三”字位的珠子上停住，“这颗珠子最光滑，你太爷爷说，是被‘三’这个数字摸亮的——他常说，‘事不过三，做人要留三分余地’。”
楚芽芽摸着那颗发亮的算珠，忽然发现算盘的横梁上刻着些极小的字，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民国三十七年春，借粮三百担，秋后还。”字迹被虫蛀了些，却还能辨出是太爷爷的笔锋。爷爷说，那年黄河决堤，金穗沟颗粒无收，太爷爷用这算盘算了三天三夜，把自家粮仓的粮食匀给了邻村，自己全家啃了三个月的树皮。
“你太爷爷总说，算盘珠子是死的，可人心里得有杆秤。”爷爷往算盘框上呵了口气，水汽在枣木上洇开，露出底下的纹路，“你看这木纹，像不像黄河的波浪？当年他带着人修堤坝，算盘珠子都被汗水泡得发胀。”
算盘的底部垫着块蓝印花布，楚芽芽轻轻掀起，发现布下藏着张泛黄的奖状，边角被老鼠啃了个月牙形的缺口。奖状上写着“劳动模范”，日期是1958年，照片里的太爷爷穿着粗布褂，怀里抱着这架算盘，笑得露出缺了颗门牙的豁口。
“这奖状是他最后一次得奖，”爷爷把奖状小心地夹进账本，“第二年就被批斗了，说他‘死抱着旧算盘不放’。红卫兵把算盘砸在祠堂门口，你太爷爷蹲在地上捡珠子，一颗颗擦干净，说‘珠子碎了还能串，人心散了就难聚’。”
楚芽芽数着算盘上的算珠，忽然发现少了颗“五”字位的珠子，缺口处用红漆点了个圆点。爷爷说，那是她爹小时候淘气掰掉的，当时太爷爷气得用算盘框敲了他手心，却在夜里偷偷用红漆补上，说“缺颗珠子不打紧，日子还得接着算”。
正说着，楚建国抱着台笔记本电脑进来，屏幕上开着Excel表格：“爹，这是今年的收成报表，我用电脑算了三遍，和您用算盘算的分毫不差。”他看见旧算盘，忽然笑了，“记得我上初中时，您非要我学打算盘，说‘电脑会死机，算盘不会’，结果我把算盘摔在地上，珠子滚得满院子都是。”
爷爷哼了一声，却把算盘往楚建国手里塞：“来，试试，看你还会不会打‘凤凰三点头’。”
楚建国苦着脸接过算盘，手指在算珠上笨拙地移动，“噼啪”声里带着生疏。爷爷在旁指点：“下五去四，进一……”忽然想起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皮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十几颗备用算珠，每颗都用红绳穿好，绳结上系着极小的铜牌，刻着年份。
“这是你太爷爷攒的，”爷爷用镊子夹起颗1962年的算珠，“那年闹蝗灾，他用玉米粒换了颗珠子，说‘算盘珠子比粮食金贵，算准了才能有粮吃’。”
楚芽芽忽然发现，算盘的档杆间卡着根细铁丝，铁丝上挂着个极小的铜铃铛，摇晃时发出“叮铃”的轻响。爷爷说，那是太奶奶系的，说“算盘一响，福气就到”。有次太爷爷算错了账，急得整夜没睡，铃铛忽然自己响了，他顺着声音找到夹在账本里的单据，才发现是自己漏记了笔收入。
暮色漫进书房时，楚芽芽试着用手机计算器和算盘比赛加减。算珠在她指尖灵活跳动，“噼啪”声里，她仿佛看见太爷爷在煤油灯下打算盘的身影，笔尖划过账本的沙沙声与算珠的脆响交织，像首古老的歌谣。手机的电子音虽然快，却总比算盘慢半拍，仿佛时间在枣木纹路里打了个转，又慢悠悠地流回来。
“你看，”爷爷指着算盘上的红漆圆点，“当年你爹掰掉的珠子，现在成了记号。有些东西看似缺了，实则是老天给留的缝，让光透进来。”
楚芽芽忽然明白，这旧算盘哪是架计算工具？它是太爷爷的脊梁骨，是爷爷的固执，是爹的青春，是金穗沟一茬茬的收成与亏欠。就像那些补过的算珠、刻过的痕迹、系过的铃铛，把苦难、欢笑、坚持、宽恕，都算进了枣木的年轮里，成了最实在的光阴。
月光爬上窗台时，爷爷把算盘重新放回书堆。楚芽芽看见月光在“楚记”两个字上流淌，仿佛太爷爷的手又抚过算珠，把新的年份、新的收成、新的故事，轻轻拨进了下一档。
她摸着那颗发亮的“三”字珠，忽然觉得，所谓传承，或许就藏在这算珠的每次跳动里，在爷爷颤抖的指尖上，在爹生疏的噼啪声中——只要还有人愿意把光阴拨弄，那些被岁月算过的日子，就永远不会老，永远带着枣木的香，铜箍的暖，和黄河波浪般的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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